广州日报：关紧缓刑闸门堵住职务犯罪逃生通道

　　人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为防止审判人员以案谋私，不妨设置缓刑听证制度，让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辖区各界人士等参与讨论，达成共识，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对9类情形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职务犯罪轻刑化已是冰冻三尺。早在199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过《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明确6种情形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或免刑。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又如何？据最高检2010年统计，从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近七成的职务犯罪分子被轻饶，足见此类犯罪轻刑化之弊。

　　职务犯罪轻刑化倾向，一则降低刑罚的震慑度。职务犯罪分子，尤其是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都可视作“理性经济人”，精于成本核算，当犯罪成本远远低于犯罪收益，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二则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刑罚适度、罚当其罪是司法公正的基本维度，职务犯罪案件的缓刑适用过多、过滥，势必与罪刑相适的刑法基本原则相冲突；三则降低社会对司法的信任度。司法之所以被信任、尊崇，得益其严肃性与公正性，职务犯罪大量获缓刑、免刑，且检方也极少抗诉，难免给公众以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的坏印象，从而使司法机关可信度大打折扣；四则挫伤公众反腐积极性。公众对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向来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难得落网的职务犯罪分子被轻纵，必然挫伤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意愿。有什么比看到令人痛恨的贪官逍遥法外、招摇过市更让公众寒心？

　　追究起来，职务犯罪大量缓刑、免刑，既有法律缺陷，也有人为责任。现行《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严密性不足，伸缩性过大，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法律对自首的认定条件过宽，也是缓刑大量适用的重要原因。法律漏洞，需要织密法律网眼，以相应的立法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适用缓刑的条件，尤其是目前大量被滥用、存在问题最多的自首认定，应作重点治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一些专家指出，与1996年的“规定”一样，刚刚出台的“意见”，仍然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人为责任，包括司法者过失与行政干预。司法者或囿于能力，对证据收集不充分、对犯罪缺乏深挖细究；或职业操守失守，权力寻租，有意徇私，导致判决的轻刑化。行政干预，表现为相关行政官员对司法活动进行干预，迫使法官对某个案件作出从轻、减轻处罚，迫使检察机关放弃监督。人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必要分权可以降低自由裁量，适度公开可以提高依法办案，强化监督可以形成无形压力，坐实问责可以生成事后约束。为防止审判人员以案谋私，不妨设置缓刑听证制度，让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辖区各界人士等参与讨论，达成共识，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

　　在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关紧缓刑闸门，堵住职务犯罪逃生通道，是司法公平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