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姐”“房妹”事件引中国户籍制度反思

　　一向以严格著称的中国户籍制度在接二连三的“房妹”、“房姐”事件中遭到“严宽有别”的质疑。

　　中国公安部24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因为拥有多套房产被外界称为“房姐”的龚爱爱，户口所在地为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但其违法违规在山西省临县、兴县和北京市房山区各办理了一个户口。

　　就在两周前，河南郑州“房妹”一家四口刚刚被查实每人拥有两套户口，全家人最多时拥有30多套房产。

　　距离“房妹”事件发生地郑州仅百余公里开外，河南兰考妇女袁厉害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收养了100多个孤儿弃婴，上户口的仅有20多人。

　　对普通人而言关卡重重的户籍制度，却接连被用来造假牟利、隐匿财产，这一现象引发广泛争议。

　　“户口附着的居民福利差别巨大，这本身就牵涉社会公平。在权势面前，这种不公被利用并且放大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说。

　　城乡二元户籍制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项制度，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这项制度的建立。户口对应的社会身份，牵涉到中国人从出生、上学、就业、社保到结婚、生子等方方面面。

　　河南人李超军在浙江义乌一家民企打工。让他感到庆幸的是，企业向当地争取了一些打工子女进入公办小学就读的指标——尽管他仍需要为儿子的“外地人”户口多缴纳1.2万元“赞助费”，这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

　　“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是子女入托、入幼、入学的‘三入’难题。公办学校难进，不少人只能让小孩送回老家读书，这样夫妻俩中就得回去一个，照顾孩子。”李超军说。

　　在允许外地孩子随父母在本地参加高考这一项看似简单的事项上，尽管中央政府要求在2013年到来之前解决，但洞开异地高考大门的多是浙江、山东这些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外地孩子望而却步的省份，并没有触及北京、上海这些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核心地区。

　　在一些户口“含金量”高的城市，能否落户成了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参考指标。湖北人刘暖曾经因为不能落户北京拒绝了三份工作邀请，最终签约的用人单位向她承诺解决户口，但要求是至少在单位干满五年，否则需支付不菲的违约金。

　　尽管落户仍有一些波折，但如今在她看来仍然“值得”——可以就近办理准生证，不用为了办一份护照奔波外地，与通信运营商签订宽带上网合同时，也无需缴纳外地户籍额外需要的500元押金。

　　随着近几年中国各地发力楼市调控，买房权限在一些城市同样与户口挂钩。在北京，外地人买房需要具备连续五年纳税证明或者社会保险证明。

　　陈友华认为，户口“含金量”的差别带来权力寻租的动力，“户籍制度的漏洞不是执行严格与否的问题，一种制度变成了某种权力的象征，必然会出现腐败”。

　　事实上，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把户籍制度和其所关联的利益剥离开来，走城镇化道路，才是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所在。

　　“怎么样让农民能留在城里生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能实现人的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桎梏会慢慢淡化。”郑风田说。

　　新年伊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3年中国将推进劳教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四项重点工作。

　　不过，观察人士也表示，这次会议提出的几项改革无一不是“硬骨头”。通过反贪腐保障现有制度下的相对公平，短期内或许更具操作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张遥、李耘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