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同票同权”彰显国家民主进步

１日中午１２点半，刚刚吃过午饭的周振波匆匆赶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中心的会议室，接受最后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任前培训。再过一天，他就将赶赴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会合，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

现为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变压器生产车间主任的周振波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农民工。十年前从海军部队转业的他经战友介绍来到上海，从学徒工干起一步步地做到车间负责人。回想起一个多月前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情景，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曾经想过当劳模、当先进，但能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开会，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和周振波一样，在２９８７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有多位过去未曾想过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５年前，胡小燕、朱雪芹、康厚明成为首批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而备受瞩目。今年，仅广东一省就选出３名农民工代表，重庆、山东、上海等地都出现了农民工代表，使得农民工这个人数超过２.６亿的群体在最高国家议事殿堂中有了更多的“代言人”。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农民工代表数量的明显增加，反映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同票同权”时代所发生的积极变化。

从１９５３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起到１９９５年之前，我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８:１。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平均每24万城市人口和每96万农村人口各选出1名全国人大代表，即城乡选举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调整为４:１。２０１０年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明确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原则，人们常说的“同票同权”在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选举中得以实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名额分配中，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城乡均按约每６７万人分配１名。

在这次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行“同票同权”的过程中，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及部分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省份的代表名额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而贵甘豫等农业人口较多省份的代表名额则有增多。

变化不仅于此，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达到４０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３.４％，比上届增长５％；而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则进一步降低了近７个百分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基层代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历，对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最直接、最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他们将成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重要力量。

为了准备好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周振波已经多次到农民工聚居的地区调研，流着泪听完工友们的酸甜苦辣。这次他将聚焦农民工居住环境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的问题我还不是太熟悉，我就先从我们这个群体的切身利益开始说起。”

“‘同票同权’闪烁着公平与民主的光辉，是我国政治制度改革行进中的重要标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长冯俊说，人们期待这些了解实情、掌握民意、能更直接敏锐地反映人民利益和诉求的基层代表们，能带去更多“沾着露水和青草味儿的议案和建议”。

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郭凤莲对“同票同权”也是举双手赞成，“现在城乡统筹了，城乡选民的政治权利也应该平等。”虽然已是老代表，但６６岁的郭凤莲在准备全国“两会”时仍然拿出了当年“铁姑娘”的那股认真劲，准备反映留守儿童、农民教育培训等问题。

“各种身份的代表都应符合他的身份结构，工农比例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在‘同票同权’的条件下，今后应当进一步增加。”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不过，对“同票同权”的理解不应简单停留在城市和农村代表的比例上。这次选举过程中，部分户口在农村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以农民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

对此，辛鸣认为，在政治运行中，并不一定是农民代表人数越多，越能代表农民的权利，不要苛求代表身份的问题。

“不仅要保障农民形式上的平等权，更要保障实质上的平等权。这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农民代表数额的增加，更要靠执政党自觉保障农民的权利。”他说。（记者季明、顾瑞珍、崔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