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中国政党制度将成人类政治文明重大制度创新

　　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性贡献

一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西方起源，但席卷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本质上体现为人的自我独立与解放。

　　在这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转型中，存在一种普遍的错觉：将西方的现代化形态视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本身的形态，形成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意识。这种错觉意识使西方的模式，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模式，变成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得不遵从的政治正统，以至于任何偏离西方政治正统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形式，都被西方社会视为缺乏合法性的离经叛道，视为对现代民主的不尊。西方社会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性的政治气场，在不知不觉中将整个人类社会多元的存在变成程式化的一元存在，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被格式化了，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被模式化了。战后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这种格式化与模式化的民主移植，虽然创造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并没有迎来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发展。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格式化、模式化以至于神圣化的西方民主模式被强行嵌入到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导致发展战略和制度建构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不但没有促进现代化发展，反而使国家与社会陷入失序与困顿、危机与不发展。结果，这些国家虽然被卷进了现代化大潮，但却搁浅在滩涂上，只能望洋兴叹。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民主发展绩效与民主如何巩固问题的最现实原因。

　　民主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所带来的人的自我独立与解放，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形态与之相适应。这种政治形态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治理国家，即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政治生活要体现这种本质要求，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就形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体系。被西方视为不可挑战的一些民主原则，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就是西方社会在建构这种现代民主制度中提出的。然而，西方的这些民主原则，仅仅是现代民主在西方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非现代民主本身。其实，现代民主在任何社会的实践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社会的现实规定性，因而最终建构的制度体系总是各具特色，即使在自认为价值与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西方国家，它们之间也根本不存在完全相似的制度体系。

　　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历史进步意义，就是将世界各国的发展融合为人类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并以人类的整体进步与发展来推动世界各国的自主发展。因而，任何试图将现代化、民主化单一模式化的企图，实际上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反动，毫无历史进步意义。现代化和民主化给古老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景象，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社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化，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和民主化在21世纪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国创造的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历史进步中，中国政党制度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推动民主化发展的独特制度形态。

二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之路，民主共和的实践孕育了中国现代政党。民主共和在中国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必须同时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其一是国家大转型，即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其二是国家大整合，即用现代民主制度整合超大规模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用现代民主共和同时解决这两大任务，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举。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中国这一创举取得了成功：它不仅建立了新社会、新国家，而且使这个社会和国家实现了快速现代化发展，重新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大国，并确立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度体系。中国成功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政治建设的成功，而其中关键之处就是中国政党制度。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通过建立政党这个新的政治力量来撬动旧国家、旧政权的根基，启动国家转型，中国也是如此。辛亥革命前，中国民主共和的种子就是通过各类党派组织来传播的；辛亥革命后，在民主共和大旗下，各类党派摇身一变成为搞选举、开国会的西式现代政党。据统计，活跃于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国会选举中的此类政党多达300余个。然而，这种政党政治的繁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相反，因为无力支撑国家转型与整合，最后只能烟消云散于袁世凯的帝制闹剧与此后的军阀割据之中。为在中国实践现代民主，推进国家的转型与整合，孙中山先生学习俄国革命，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由此在中国开启了由政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化历程。然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使国家陷入外忧内患、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困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中国共产党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在刚经历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之后，就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成为赢得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的“坚强台柱子”，成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凝聚了千千万万人民大众，团结了一切进步的革命力量，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联合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框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关系由此得以确立和发展。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领导和团结人民建立的国家。作为讨论建国方案，形成《共同纲领》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实践人民民主的重要政治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与多党派合作的重要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民主的同时，也使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拥有了既能推进国家建设、又能实践人民民主的政党制度形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不论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是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和实践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很好地承担起了促进国家转型与国家整合有机统一，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面发展的重要使命。这是一般政党制度所无法做到的。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不仅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而且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产物。作为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实践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作为统一战线实践的产物，中国政党制度一方面是实现党的有效领导的重要制度保证，另一方面是党促进社会团结、强化国家整合的重要制度基础。正是借助这种独特的政党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一直平稳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基础之上有序展开，从而保障了大型国家在快速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稳定与协调。

三

　　中国政党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中国革命中孕育，与新中国一起诞生，并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国政党制度从孕育、确立到全面发展，至少创造了四大历史贡献。第一，它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良好的民主声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最佳的政治基础。第二，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全体人民协商共议之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在拥有广泛共识的《共同纲领》基础之上，从而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与宪法拥有高度的合法性。第三，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它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制度空间，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民主支撑。第四，它在长期实践与探索中，将协商民主的精神全面注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使中国民主逐步发展成协商民主的制度体系，从而开辟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新路。这四大历史贡献表明，中国政党制度既是能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制度，同时也是能够不断贡献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制度。

　　不论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还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贡献，都充分表明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前者是直接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大型国家民主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使命规定性的制度，具有较强的发展性；后者是服务西方代议民主运行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功能规定性的制度，具有较强的程式性。虽然中国政党制度尚未完全成熟，但其内在具有的发展性决定了它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丰富、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过程。因此，中国政党制度更具有推进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的历史创造力。

　　中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而中国政党制度的具体运行是通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进行的。这种制度安排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保障：在领导层面，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领导、合作与协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展开，使党的领导能够在民主党派的议政和监督中更加科学和有力，在广泛的政治协商中拥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共识基础；在执政层面，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执政中获得更多元的参政力量支撑，从而提高执政实力，同时，能够在决策之前的民主协商中整合更广泛的利益诉求和科学建议，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实效性。这种既能产生政治监督与权力约束，又能维护和激发国家发展正能量的政党制度，完全契合中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需求，其所具有的政治优势，不是一般政党制度所能比拟的。

　　在中国政治建设中，作为人民民主具体制度体现的中国政党制度，始终与人民民主的建设和发展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它在支撑和推动人民民主实践与发展的同时，也赋予了人民民主独特的制度形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这决定了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中国创造新发展与新进步的重要制度力量。可以预见，它将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林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