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比上海自贸区 称广东迫切需要“更开放”

　　国庆前夕，趁着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研究员易鹏来粤参加论坛的空隙，南方日报记者在酒店“逮”住他，就自贸区建设、新型城镇化、粤苏GDP之争等热点经济话题，与他对话交流。

　　2013年，易鹏很忙——作为“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提出者，很多地方政府请他为正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号脉，寻找新的结构调整和转型。

　　谈自贸区

　　广东迫切需要“更开放”

　　南方日报：日前，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这表明自贸区进入实质运行阶段。你如何看待建设上海自贸区的意义？

　　易鹏：上海自贸区推行的力度和速度都让外界始料未及。自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上海调研后，短短半年内破除了巨大的阻力，大刀阔斧快速推进。上海自贸区开放范围较宽，对比之前开放的力度也较大，希望能够通过先行先试取得成功和经验后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复制和推广，通过开放促改革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我国想通过上海自贸区建设来实现“更开放”，从而倒逼改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建设进入到新阶段，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期，之前的第一轮改革红利正逐渐消失，改革面临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面临日益严重的利益固化的挑战。

　　事实上，当年邓小平就是通过建设深圳特区促进开放，最终倒逼了我国第一轮的大改革。这个成功的案例，也给了当下以启发，即需要通过借用外力来进一步推动改革，尤其是各种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改革。为此，大力、快速推动自贸区建设，也蕴含着通过“更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我国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上海自贸区设立能否取得预想效果？

　　易鹏：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这种开放程度日益高企的自贸区建设，面临着更高水平的挑战。

　　比如对于人民币全面国际化的实质推进，必然要求监管水平日益提高；比如如果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考虑到金融的全国一盘棋属性，可能会导致资金的巨大流入，这是否会对自贸区外金融体系产生一定的风险挑战？比如在自贸区推行服务贸易，必然会面临各种管理体制的巨大改革，面临是否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认可的挑战，等等。这些挑战都给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以压力。

　　不过，既然上海自贸区是先行先试的改革模式，那就要允许其大胆尝试，要允许犯错，要宽容面对，从而为自贸区的建设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为我国的“更开放”开启一个好头。

　　南方日报：广东毗邻港澳，相比其它沿海城市，设立自贸区的优势很大，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自贸区？

　　易鹏：在当前经济形式下，广东迫切需要一个“更开放”的机会重新出发，继续当好经济发展领头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日益衰弱，这基本上成为了共识。广东前些年最高时经济增速达到10%甚至15%，现在艰难维持在8%左右。不过，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经济基础好，又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可以紧跟上海自贸区，抓对主线，加快申请步伐。广东需要这样的机会来“二次发力”，振兴经济实力。

　　谈城镇化

　　要做好城乡统筹的改革

　　南方日报：在最近一年中，新型城镇化成为了一个热词。广东如何在新型城镇化下抓住机遇，发挥经济发展最大优势？

　　易鹏：我认为广东城镇化战略定位比较清晰。珠三角占据广东人口约一半以上，但广东的GDP和人均GDP并没有同步。对广东而言，珠三角的土地承载力可以进一步发展，类似南沙等地。广州也在实行积分制，放低门槛会让更多人来到广州，进一步提高珠三角土地的承载能力。

　　还有，广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轨道交通，可以很好地解决大城市病，大大增加人流量。珠三角就是要加强城市轨道建设，使得交通更快捷，不依赖高速公路和私家车。

　　南方日报：那在你看来，广东城镇化的突破点在哪里？

　　易鹏：从我国来讲，珠三角算是经济水平较高地区，但从世界范围来讲仍算不上。就广东而言，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定位为改革问题，有些是发展问题。

　　广东的城镇化要有自己的特色，以中央的精神为主，以改革为主导，推动公共服务的政治化。因此，广东21个地市要建立覆盖全省的公共服务保障，做好城乡统筹改革，做好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片土地的中国人都要享受公平的福利、待遇。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和城市养老等保障都要逐渐做好。

　　再一个便是农民工问题。不管农民工到哪里打工，要让他们享受到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服务保障，做到“雅居”。

　　经济发展要靠内需，人口不是成本而是资本。很多人在这里生活、消费，就会扩大经济总量，同时奉献了劳动力。不能只剥削劳动力，什么都不回馈。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第一个层面是：广覆盖、低水平。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高福利，我国现在局面是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市民的服务性很高，小城镇居民和农民却没有享受到多少公共服务。这方面广东要先行。

　　想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还须要有产业支撑。只有就业、收入稳定，人们才能安居乐业，抓好这几个方面的事情，再配上政治体制改革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

　　南方日报：珠三角民营经济发达，城镇化建设也提到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广东如何发挥特长，怎样鼓励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新型城镇化建设？

　　易鹏：在城镇化建设中，民间资本可起主导作用。因为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巨大的资金，整个社会要依靠民间资本作社会资本的主体。鼓励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新型城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简政放权。将一些垄断性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通过简政放权让一些服务业的管制放松，如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通过放松管制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这样一来就会形成更多公共服务供给。

　　鼓励民间资本创新。城镇化倡导走公平、集约、绿色、低碳、生态的道路，这就需要民间资本通过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等各种创新，提供新的环保低碳产品，使城镇化走集约、可持续、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的道路。

　　民间资本股权方式改革。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股权的方式对现有的国有资产进行股份改革，让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新一轮改革之中，这一举措有利于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可以通过政府在国有资本中股份的退出，募集资金参与到城镇化社会保障体系。

　　谈粤苏GDP

　　广东内需比江苏更具优势

　　南方日报：今年上半年广东和江苏的GDP总量差距缩小到862亿元。粤苏之间的GDP总量差距越来越小，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易鹏：当前情况下，对于GDP、对于经济是不是老大，我们可以辩证地看。尽管这几年有一些声音认为GDP已经不重要了，这个观点我认同，但不全面认同。

　　原因很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搞新型城镇化，因为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经济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速。那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要通过城镇化激活最大内需的潜力，再加上改革的药引同时作用，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

　　今年上半年，广东经济总量只比江苏高800多个亿，似乎只一步之遥，但我认为现在两省增长速度的落差其实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改革开放使得广东率先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所以也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晚期。过去6年当中，江苏GDP追广东追上了4000亿元，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几年江苏在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移，因此拉动了GDP的高速增长。

　　其实，保持GDP领头羊位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会产生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区域经济竞争格局当中，无论吸引外资还是资金流动，大家选择的第一个市场肯定是经济第一大省，而不是考虑老二。如果你成为第二，很有可能这个差距会拉大，就像1989年广东GDP超过江苏的时候，一超就是24年。

　　南方日报：你认为广东能否继续保持领头羊的地位？

　　易鹏：对于广东而言，目前是处于发展和改革并重的阶段。江苏如果要超过广东，应该在过去5年大发力超过广东，但是没有超过。未来能不能超过广东，这不好说。

　　下一阶段，两省PK的胜负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看当前两省谁能有革命性、突破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别是培育出万亿级别战略新兴产业；其次在于内需，这一点上广东更具有优势，因为广东人口规模比江苏要多2500万人，而且城镇化可以带来内需的潜力。这方面广东有珠三角城市群，还可以和澳门、香港形成大珠三角城市群；第三则在于改革红利，广东能够超过江苏成为第一，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江苏能够成为第二，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促红利，红利推发展。(南方日报记者 杨大正 实习生 宋斯文雅 肖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