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瞻：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政治实验”

　　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列为经典观点。而今，世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以新一轮改革探索实践对其再诠释证明。

　　中国共产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许多国内外观察人士预料，此次三中全会将因标示中国改革历史新起点而被载入史册，它不仅决定未来10年中国发展前景，亦将影响21世纪中国的姿态轨迹和世界秩序格局。

　　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现代化，并进而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之门，它使中国成功实现历史大转折，摆脱濒于崩溃的危局，奇迹性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其起步始端并作为先导，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总进程中被不断循序渐进推进，例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改行任期制并明确年龄限制，等等。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效一直被许多外国观察家所忽视或低估。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地使用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措辞表述；中共十八大报告则辟出专章予以部署。

　　35年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起点，它力图实现又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成功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如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第二季”，而在此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亦需不断伴随深化。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严书翰说，既然此次全会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那么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肯定也会被重点研究讨论并做出相应规划部署，以使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公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这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断。新一轮改革若想取得历史性的成功，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必须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动态调适，而这需要不断主动地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

　　已故“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于1986年就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做出精辟论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叠加，新一轮改革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之繁重艰巨程度空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说：“在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总体方案中，中国新一轮改革必须比以往更加注重体现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中国政坛吹起一股股新风——实施“八项规定”，扫除党内“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强力惩治腐败行为，等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其已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就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具有的信心、决心和勇气、智慧发出了清晰的信号。”

　　上述受访分析人士预料，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对执行力建设、权力制约监督、民主法治进步、简政放权减少干预、打破利益固化藩篱、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等诸多方面作出重要部署。

　　综合受访分析人士的观点，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路径很可能是：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为突破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则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并以党内民主的发展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严书翰预料说，中共将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方面采取新的举措。

　　分析人士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遵循“积极稳妥推进”的基调，以最大程度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避免任何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因为“稳定”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境。中国对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有益成果持开放态度，但拒绝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10月7日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根本性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颠覆性错误”包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判断，“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坚守底线思维，既不断向前推进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中共一直在认真吸取苏共亡党亡国的深刻历史教训。其中重要一条是，苏共最高领导层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先是认为其全部已臻完善、拒绝任何改革，最后又将具体制度、具体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弊端等同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弊端，全部推倒重来，意识形态多元，放弃苏共领导地位，最终引发全局性的大混乱、大动荡，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苏联在根本性问题上从一个颠覆性错误极端走向了另一个颠覆性错误极端，‘改革’成了‘改向’、‘变革’成了‘变质’，最终不可避免地党亡政息。”辛鸣说。

　　显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目标不是削弱或放弃中共的领导地位，而是为了改善领导水平和增强执政能力，以实现长期执政并完成一个又一个执政使命。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证明自己在许多关键领域(包括政治体制)有能力作出重要的调适和改革。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记者王建华 李云路 刘斐 参与采写记者：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