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政府性债务问题严重性被夸大

　　分税制时间表

　　1980年

　　开始实行财政包干制

　　1980年-1985年

　　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完全分开

　　（国防、中央级科教文卫、农林水利等支出由中央负担；而科教文卫等在地方隶属范围内，则由地方支出）

　　1985年-1988年

　　财政制度调整为分级包干制

　　（除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外，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与地方支出挂钩，进行分成）

　　1988年-1990年

　　不同省市实行6种不同的包干制度

　　1990年-1993年

　　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其间出现两次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情况

　　1994年

　　现行分税制主体构架完成

　　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均以经济改革破题。经济改革能否“四两拨千斤”，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们纷纷聚焦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以资源要素市场改革为抓手的制造业，以汇率利率改革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再到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土地制度改革，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足以引起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针对这些领域也有足够多的声音，现在，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聆听。

　　当前，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等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根源是中国省级以下财政体制至今不能实行分税制，讨价还价色彩浓厚的分成制与包干制仍在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存在。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普遍的共识是“财权事权对等”。

　　分税制改革不彻底？

　　目前，财权方面，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关税等税种由中央统一征收，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则由地方税务系统征收。与此同时，原本应由中央负责承担的一部分事务，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

　　“收支不对称的问题，加之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催生了土地财政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超愚说，即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弥补亏空。此外，为了维持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又通过融资平台等方式进行借贷，导致对于地方债务过重的担忧不时被提起。

　　鉴于地方政府“钱少事多”的情况，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提出，财税改革首先要通过中央上收事权，完善原有分税制。华融证券市场研究部宏观分析师马兹晖说，“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步先让中央承担社保、医疗和教育这三块。”

　　房产税开征仍是长期目标

　　海通证券的前瞻报告则提出了一份改革时间表，短期之内实现财政向民生方面倾斜，在中期完成中央将社保等事权上收，并在一二线城市推行房产税，最终在长期形成以房产税和消费税为主的地方主体税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推行的房产税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而是只能坚持调节高端房产的思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今年初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但通过征收房产税可保证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马兹晖表示，税种调整涉及征收结算等多个环节，可能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至明年“两会”这段时间形成政策方向并逐步落实，但预计将在两三年内逐步推广。此外，郑超愚建议，应该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性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地方债是否可控？这是一个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事多钱少，债务绝对值疯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各类“特殊目的机构（SPV）”进行融资，是否存在隐性债务、隐性债务有多少，答案仍未明晰。

　　从8月1日起，审计署组织各级审计机关对全国五级政府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上月底，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该项审计尚未结束，但中国有能力应对政府性债务问题。刘家义表示，中国的政府性债务可从三个方面考量，首先是政府债务“用到哪里去了”；其次应该考虑政府性债务支出后形成的究竟是优质资产还是不良资产；最后还应该看对债务的偿还能力。

　　华融证券市场研究部宏观分析师马兹晖和中国人民大学郑超愚教授都表示，中国的政府性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了。郑超愚介绍，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生产性投资可在未来带来优质资产，优质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偿还债务。而马兹晖表示，外国大量政府支出用在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是刚性支出，一旦债务问题恶化，支出很难缩减；而中国的大量债务用于投资，刚性较低，债务问题若是恶化，可以随时收缩。此外，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资源和优质资产，可以应付政府性债务问题。

　　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太大的忧虑，可能导致投资放缓，进而导致经济增速下跌。郑超愚表示，由于担心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今年上半年地方的投资建设规模有所收缩，直至第三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才有所放开，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经济低迷时期，最怕的就是地方政府不花钱，所以要想办法让地方政府能花钱。”郑超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