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法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 防滋生腐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权威人士表示，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重要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记者：治理与传统的管理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这一理念的提出有何重要意义？

　　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治理理念的提出，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式的重大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治理的理念，而且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两大总目标之一，体现了我们党开放的姿态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管理，再到国家治理，这是观念上的巨大变革。无产阶级专政侧重阶级统治，社会管理侧重权力的单向性，国家治理侧重的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

　　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

　　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

　　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江必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解决中国各种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杨光斌：根据我的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同时，观念变革与制度完善能否让人的行为产生变化，实现社会运转与国民行为的现代化，取决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龚维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治理要靠政策、制度和规范，包括机构的科学设置，治理体系最终落实要表现在治理能力方面，所谓治理能力是指保证政策落实的水平。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多次提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大致包含哪些内容？

　　龚维斌：这三者是治理纵向的细分，国家治理是更大的概念，包含后两者，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导和核心，但这个治理又必须要发动社会的力量，利用多元主体的力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国家治理实际上是构筑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网络型的治理架构，目的是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持公共秩序。

　　江必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

　　记者：在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和坚持源头治理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把握？

　　江必新：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要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要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

　　龚维斌：法治是保障有效治理最重要的一种规则和手段，除了法治我们还有道德、风俗习惯和乡规民约等，我们强调依法治理，多策并举。

　　记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还在于创新。我们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还有哪些？

　　江必新：我简单列举五点。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

　　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性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

　　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

　　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等现象。(记者 何晏 王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