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机坠毁难撼河北定州出国潮:即便回来还得出国打工

　　河北定州，马航失联人员家属提起亲人掩面痛哭 摄/法制晚报记者田宝希 蒲晓旭 黑克

　　▲赵朋的爷爷拿着孙子一家三口的照片，叹着气 摄/法制晚报记者田宝希 蒲晓旭 黑克

　　失联第18天

　　第18天探访定州家属

　　66岁的赵庆锋攥着遥控器，盯着电视，他指望新闻能告诉他载着孙子赵朋的飞机是否还能回来。桌上巴掌大小的烟灰缸，已被他塞满烟头。

　　十公里外，55岁的王建成撑着患有十年腰椎病的身子，挣扎着从炕上下来，不顾家人劝说，坚持前往北京等候儿子王永强的消息。

　　MH370航班失联第17天，他们终于等到一个结果，他们最不想听到的结果——3月24日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失联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

　　在这架航班上，共有154名中国人，其中有8人，均为像赵朋和王永强这样定州籍出国务工人员。

　　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河北定州，找到王永强的亲戚，她已经从电视里知道了马航坠毁的消息，“除了着急，也没别的办法”。

　　就在此时，另一些定州人却满怀希望地等待出国务工。而定州当地约有200个村子都在对外输出劳务。跨国务工的背后，是当地人偶然闯出的生路，也是近30年来无法打破的生存模式。

　　游子归国 家乡亲友相邀接风

　　对于赵朋和王永强的家人来说，2014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的北京时间3月8日零时42分，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MH370次航班从吉隆坡起飞。若不出意外，航班将在飞行5小时48分后抵达北京。

　　出发前一天，25岁的赵朋从新加坡给河北定州号头庄乡安家庄村的妻子打来电话，希望可以视频聊天。在新加坡建筑工地打工的一年间，视频聊天几乎成了他与妻子每天的联络方式。不巧的是，妻子怕吵醒刚入睡的儿子，只与赵朋简短说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游子回家的旅途必定是激动的。登机之前，赵朋再次给亲友打去电话，告知自己即将回国的消息。数小时后的3月8日清晨，家人们已开始为迎接亲人归国而忙碌。赵朋的爷爷赵庆锋也翻出了一瓶泸州老窖，平时只舍得喝二锅头的他，今天要用存了一年多的好酒为孙子接风。

　　同样是在出发前，在新加坡建筑工地做木工的王永强给姐姐打回电话，“回家后把叔叔、姑姑都叫上热闹热闹。”电话里，身处号头庄乡马家庄村的妻子还叮嘱他，千万别落下行李。

　　为期一年的异国漂泊，让首次出国的29岁的王永强挣到了钱。据王永强的姐姐介绍，王永强计划回家修缮家里早已漏雨的木屋。这让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十年、终日卧床的父亲兴奋不已。

　　赵朋一家也有计划。眼见经济状况因出国务工而得以改善，他的父亲和弟弟也办好了签证，准备父子三人一起出国打工。过去一年，他的父亲总是欣喜地告诉家人：“你看，赵朋又给家里打钱了。”

　　按照赵朋妻子的说法，赵朋本可从新加坡直飞北京，但公司却给他购买了从吉隆坡至北京的机票。而王永强是否也因相同原因从吉隆坡启程，他的家人至今无从知晓。

　　但清楚的是，赵朋和王永强在MH370上命运相逢。

　　出国无奈 “在国内挣不了钱”

　　在新加坡，尽管同为定州籍建筑工人，但赵朋和王永强却并不相识。

　　赵朋离家时，5个月大的儿子还不会叫爸爸。盖房、娶妻和生子，让他倍感经济压力。尽管初中辍学之后，他先在北京做过厨师，又去海南打工，但家中还是负债累累，父亲于是催促他出国，“在国内挣不了钱！”

　　相似的命运也发生在王永强身上。4年前，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母亲服药自尽。因为姐姐早已嫁人，照顾现年55岁、同样患有该病症的父亲，就成了王永强夫妇的责任。

　　妻子无业，父亲需每日服药，4岁的女儿又接近学龄，月薪不足2000元的王永强想到了出国。在家人看来，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是感觉那里“法制好，安全”。

　　于是，通过吕家庄的“中介”，在各自交了1.5万和2万元后，赵朋和王永强通过了培训和考试，最终登上了南下新加坡的飞机。在新加坡，他们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开始异国打工生涯。

　　在新加坡，每月七八千元的薪水，会按时打到他们的卡上，他们再将钱转回家里。与赵朋在同一家单位务工的同村村民张晨光告诉《法制晚报》记者：“日均工作11小时，很累。下班的消遣就是玩手机上网，很少有当地朋友。”

　　一年的合同转眼到期，赵朋还清了家中的债务，王永强也攒够了修缮房屋的钱。

　　按照原计划，两人将各自在家中短暂停留，等待下一个异国岗位的邀约。

　　高薪诱惑 “出国务工年薪40万”

　　赵朋和王永强出国的念头并非源于偶然，而是当地多年来惯有的发展模式。其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吕家庄村的一个偶然契机。

　　吕家庄村位于河北定州市东南17公里，这里曾是“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走在田边坑洼的小路，不必提说“吕家庄”，只要打听哪里可以办出国，有骑车的村民手指远处的一排红顶二层小楼：“那就是。”

　　正午时分，几位老人坐在墙角晒太阳，看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满地乱跑。对面的商店门口挂着一排鸟笼，偶尔有邻村人吆着驴车，从路边“代售国际机票”的广告前经过。

　　村里有句玩笑话，“即便穿着破棉袄的老人，可能也是个海归”。

　　几百米外，一块方桌大小的广告被贴在墙上，总有一些中年男人会站在下面发呆。上面红黄白三色简单的字体，不断提醒着过往的行人，“出国劳务，年薪40万”。

　　作为定州首批出国务工者，村民郭付合已记不起当时的确切年份。他只隐约记得是在1987年前后，同村村民李振英在北京包工程，需要一批人去苏丹干工程。尽管手续费分文不收，也没人敢出国。

　　李振英给村民做起了工作：“去吧，怎么着一年也能挣个一万块。”这对当时每天最多挣两块钱的村民来说，确实太过诱惑。几经犹豫，郭付合和其他4位村民决定闯一闯，“这里十年九涝，两亩地就有三亩沟，穷啊。”

　　两年之后，当郭付合等人带着冰箱、摩托车、录像机、彩电和洗衣机回到村里，贫困的吕家庄人看到了出路。在这片资源匮乏的土地上，吕家庄人靠出国务工，盖起了成排的二层小楼。

　　王永强的二叔王成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每家人均1.7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约为一万元。即便在当地再打几份工，全家的年收入也不会超过4万元。

　　“而村里只要出国的，年收入都得十多万。”吕家庄村原村支书郭仗京说。

　　时过境迁 出国首村转做“中介”

　　国外的高薪吸引着大批青壮年竞相出国。如今吕家庄全村3000多人，出国的就有500多人。在吕家庄的早期带动下，出国人员几乎遍及整个定州。

　　但出国务工也并非事事如意。

　　2013年，吕家庄村村民李兵军的长子在新加坡工地失足坠亡。一起出国的父子三人只回来了两人，“再不出去挣这个钱了。”

　　时过境迁，富起来的吕家庄人如今也逐渐向“中介”转型。

　　从29岁起，吕家庄村村民郭军强就在新加坡和阿联酋打工，除了每年一月的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国外。20年过去，郭军强家中的旧房变成了5间新房，去年10月还添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就连iPad mini平板电脑也是家中五口人手一个。

　　三年前，郭军强成为公司的项目经理。每年回家，他都会介绍一些村民去新加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郭军强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类似“中介”全村约有三四个，几乎都是常年在国外打工并有一定级别的村民。吕家庄村村支书郭欣杰介绍，不仅限于吕家庄，自2000年后，这种“中介”就遍及十里八村。

　　而赵朋和王永强，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得以出国务工。

　　定州市外派劳务服务中心主任胡全明介绍，定州有200多个村子都在对外输出劳务，遍及东南亚、非洲和欧美，且这一数字“只多不少”。

　　定州究竟有多少出国务工人员？定州市商务局对外经济贸易科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类似的“中介”均为村民间的单线联系，尚无确切数据。

　　苦候亲人  “落成灰也得看一眼”

　　茫茫夜色中，MH370仅飞行了38分钟，就在越南胡志明管制区失去了雷达信号。这架波音777客机之后又飞行了数小时，北京时间3月8日上午8时11分，它与卫星进行了最后一次通信，从此去向不明。

　　8日清晨，失联客机的消息迅速在电视和网络上沸腾。

　　自从老伴病逝之后，早起看电视已成为赵庆锋的习惯。早上7时许，CCTV-13的滚动播报让原本等待为孙子赵朋接风的他即刻警觉：“孙子是不是就坐的这趟飞机？”他立即跑去向赵朋的父亲求证。

　　就在赵庆锋出门的当口，王永强18岁的堂妹因为在手机上看到了消息，急忙跑去问堂嫂：“哥哥是几点的飞机？”

　　结果可想而知。

　　赵朋的父亲赵胜军放下手里正在切洗的蔬菜，揣着前几日卖玉米换来的钱匆匆赶往北京。

　　与此同时，王永强的父亲王建成起初被家人瞒着，但电视里的滚动播报终究让他获悉真相。55岁的他挣扎着从炕上下来，也顾不得缠身十年的病痛，在4位亲属的搀扶下直奔北京。

　　家人试图劝他回家等信，可他就是不肯：“我儿子没了，就是死了落成灰也得看一眼呀。”

　　经过17天的漫长等待，终于，3月24日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失联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消息一出，位于北京丽都酒店的家属们哭成一片，多名家属当场昏厥，随后被担架抬出。

　　而早在此前，家属已预感不妙。

　　“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如果飞机落在陆地，早就被找到了。”客机失联第9天，赵庆锋已意识到孙子生还的可能性正在变小，他开始转而责怪最先提出让孙子出国的儿子赵胜军。

　　赵庆锋骂赵胜军：“多挣就多花，少挣就少花，你非要叫他出国，这下可好！”

　　“怨我，怨我，你骂我吧！”赵胜军哽咽难言。

　　迫于生计 客机坠毁难撼出国热

　　MH370坠毁事件，让与赵朋一起在新加坡打工的朋友、安家庄村村民张晨光感到后怕。

　　因为连日关注客机失联，25岁的张晨光急得满嘴长泡。如果他将返家的行程提前3日，就会与朋友赵朋一样，成为MH370上的乘客。

　　事发后，他变更了由吉隆坡直飞北京的行程，而是从新加坡飞往广州，再由广州飞抵北京，最终乘高铁于3月11日抵达定州。

　　回到家乡的张晨光曾试图安慰赵朋的妻子，却又欲言又止，“怎么说啊，事情当时没结果，说节哀顺变也不行啊。”

　　因为新加坡合同到期，张晨光原打算在家待上两三个月，而后再度出国。与厄运擦身而过，让他心生后怕：“我已经不准备出去了，挣那么多钱，还不如陪着老婆孩子。”

　　而在吕家庄村，村民郭军强仍在等待下一次的出国契机。

    14公里外的定州市东亭镇东亭村，一位村民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的儿子即将前往几内亚务工，尽管他十分清楚，32岁的本村村民么立飞就在失联航班上和定州共有8位失联乘客的事实。

    就连王永强的二叔王成民早前也曾表示：“即便王永强能平安回来，恐怕他还是得出国打工，因为待在家实在没有办法。”(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