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中国道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走出来的

　　在西方话语中，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的现象司空见惯。比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成功与社会性质无关，与政党体制无关。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除此之外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绕开“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绝不比取得的成绩少，中国无法避免类似于前苏联突然崩溃的历史宿命。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道路”无法绕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胁，如此等等。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和随意涂抹，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

　　“变”与“稳”的平衡。“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是活力，不变是定力。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不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回首过去，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也同样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平衡，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这就背离了“变”与“稳”的辩证法。这些学者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资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而对“中国道路”做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与“西”的观照。全球化时代，任何本质上属于民族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的。没有民族性的存在，无所谓世界性；没有世界性，谈何民族性。理解“中国道路”，民族与世界两个维度要互相观照。对待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经验，既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要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在于，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东西，绝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套用”于中国。在经济管理等方面，我们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成熟经验，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从西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视作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耦合之处，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比如，中国的市场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私有经济始终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这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的纪律要求和“香蕉共和国”的国家定位；中国的自由贸易是在不损害经济主权的基础上量力而行的，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此外，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照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而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有悖于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崛起之路，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条是不一致的。总之，“中国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不是为了建设另一种资本主义。

　　“主流”与“支流”的兼顾。事物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模式，既要看主流，也要看支流；既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不能以主流否定支流，以成绩否定问题，盲目乐观；也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以问题遮蔽成绩，盲目悲观；更不能将主流降低为支流，将支流上升为主流，主次颠倒，混淆是非。今天，“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和追捧，我们更应当自警自省自检，如实估量自己的成绩，如实查摆自己的问题，决不可自我泄气，也决不可自我膨胀。一些西方学者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将支流夸大为主流，大肆鼓吹“中国崩溃论”，这就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评价中国模式，要看“两面”，“要讲两句话”，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也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既要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一点论”，也要反对将成绩与问题等量齐观的“均衡论”。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事物的特性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而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依据历史来修正逻辑。解释“中国道路”，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只能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这是以逻辑裁剪现实的典型表现。“国强必霸”，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500年几无例外。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世界霸主的地位被荷兰取代，17世纪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雄争霸持续了150年，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回报世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结局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终。西方部分学者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将是世界的威胁。然而，“国强必霸”的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能否用来裁剪中国模式的现实，推断中国模式的未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诸先生可能并没有思量。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国强必霸”，这是由私有制、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奉行的价值观决定的。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是解放全人类，当然不会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局部”与“整体”的呼应。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局部与整体相辅相成，局部离不开整体，局部服从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整体统率局部。认识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局部，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把握事物的整体。离开整体只看局部，或者把部分当成整体，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中国道路”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解读“中国道路”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不能采取“选择性遗忘”的解读方式。西方一些学者囿于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国道路，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以局部代替整体，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价值因素等，这就违背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法。这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难道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够脱离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转，能够脱离良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周边环境，能够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吗？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是未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中国道路”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单向的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运动，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根据现在的中国了解过去。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离开先辈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无所有地去生活和创造；先辈们也不可能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特定的历史遗产，不留痕迹地成为历史。理解“中国道路”，不能隔断历史。无论是用历史来否定现实，还是以现实来否定历史，都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奥秘。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背离，看作是历史的断裂，这就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道路”既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作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