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藏胞寄人篱下 故土难回乡愁常在

    境外藏胞的分布图：据中国国侨办数据显示，目前境外藏胞数量约为20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他主要分布在31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瑞士、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制作：李艳 刘鹏）

　　“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好。看到我的其他同胞在印度也都过着无根无落的难民生活，我才知道我的出逃是一个绝对的错误。现在我只想回家，回到我的故乡拉萨。你告诉我，我能回去吗？”

　　——一个叫平措的中年人2012年10月在新德里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说

　　据中国国侨办数据显示，目前境外藏胞数量约为20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他主要分布在31个国家和地区。在境外藏胞中，绝大多数是在1959年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叛逃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难民”。这些“流亡藏人”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流亡生活一晃就是半个世纪。那么持有难民身份、处于法律边缘地位的“流亡藏人”生活得怎样？

　　达兰萨拉：无处话凄凉

　　达兰萨拉，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它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被称为麦克劳德，意为“小拉萨”，人数只有8000多人，规模只相当于一个乡镇，为藏族人聚居区。

　　“流亡藏人”只能拿难民身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却永远是难民身份，因为是被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只能租借。

　　2014年6月12日美国西藏电讯网刊发了在美国当过兵的“流亡藏人”米拉的《达兰萨拉对藏人安全吗？》一文。文章指出达兰萨拉当地印度部落对藏族人实施迫害和欺压，持有难民身份的藏族人生活不堪一击。“流亡藏人”被逼到了政治经济的边缘，生活状况困窘，同时还遭受民族歧视、民族主义和陌生人发泄的仇恨。

　　“去年，达兰萨拉一名30多岁的藏人男子在一场争执中被当地6名迦迪人（生活在达兰萨拉的印度部族之一）从3层楼高的建筑扔下，之后高位截瘫，而元凶并未受到法律制裁。一名藏人妇女夜间搭乘公共汽车，在达兰萨拉附近下车遭强暴后被迦迪司机和售票员丢弃路边。多名藏人尼姑夜间乘出租车返回尼姑寺途中遭迦迪司机骚扰强暴。几名藏人因抱怨在汽车站的午餐被多收费而被拳打脚踢。我自己也因试图保护一名被迦迪人推搡的藏人儿童被群殴。”（摘自米拉《达兰萨拉对藏人安全吗？》）

　　“流亡政府”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与普通“流亡藏人”困苦的生活相比，也的确有一群人过得比较滋润——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国际援助“发财致富”，并且大多持有美国、加拿大绿卡。“流亡藏人”对这帮“官员”的腐败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气愤地说，援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分不到多少援助。米拉在其文章中也毫不客气地质问：“流亡政府头目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举家迁居美国波士顿，或是在印度拥有一套大房子，却怎能无视不识字的穷苦藏人的困境呢？”

　　与此同时，“流亡藏人”的困窘也给了“藏独”等分裂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的反华、扼华集团制造了可利用的契机和棋子。

　　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位前外交官透露，真正支持“藏独”的“流亡藏人”为数很少，他们之所以经常制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藏青会”等各种“藏独”组织的教唆和威胁。同时，“‘藏独’活动一经曝光，闹事分子更容易申请美国签证。这样一来，甚至有藏人将组织‘藏独’分裂活动作为谋生的职业”。

　　然而多年来，分裂活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也越来越不得人心。2012年“流亡政府”又策划煽动组织自焚作为新的策略来牟取政治利益，将鲜活的无辜生命当成分裂活动的工具和获得西方援助的筹码。《环球时报》记者2012年10月深入达兰萨拉探访，走近达兰萨拉的寺庙，最先看到的是悬挂在外的自焚藏人的巨幅海报。2012年11月青海警方与四川警方相继侦破了自焚案件，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自焚指导书》也被国内外媒体揭露，其中最吸引这些无辜生命甘愿牺牲的一条便是死后可以得到达赖喇嘛本人的祷告与加持。这一公然利用达赖喇嘛对笃信宗教的藏族人的影响力获取政治利益、将无辜生命当成操控工具的行径，令世人哗然。一位英国网友给中国西藏网留言，称十四世达赖喇嘛“宗教虚伪、挑拨离间、制造不和、对世界和平无丝毫贡献”。

　　一方面是取得美国绿卡的所谓“流亡政府”官员在鼓励保持难民身份、宣讲教唆分裂活动，而自己过着滋润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受蛊惑而结束的无辜生命和被边缘化过着漂泊不定生活的普通“流亡藏人”。鲜明的对比，令人痛心。

　　藏族“孤儿”事件 “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去年初，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纪录片上映，讲述了一个藏族流亡儿童提比的命运：1961年生活在达兰萨拉的难民营中的7岁提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孤儿被送到瑞士收养，当他人到中年再见到母亲时，已经不会说藏文，母子相见却不相识。让世人清楚地看到“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后来梅尔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中进一步揭示了当年藏族“孤儿”的原委：“自1960年起，瑞士颇有影响力的实业家艾希曼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将200名藏族‘孤儿’交给欧洲收养家庭抚养，或是送到当地的儿童村。但是这200名儿童中只有19个是父母双亡，绝大多数孩子至少有父亲或母亲，有一些甚至双亲都健在。达赖喇嘛之所以要送出这些孩子，原因在于他想让这些孩子接受西方标准教育之后成为社会精英让西藏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而据统计，仅在抵达瑞士后几年就有大约90％的‘艾希曼儿童’放弃了藏语，他们在瑞士常常被戏弄，甚至有自杀行为。‘艾希曼孩子’与达赖喇嘛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苏黎世报》在刊发这篇专访时，将标题写为：达赖喇嘛的道歉十分重要。然而道歉与否又能对“流亡藏人”的生存、生活状况的改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漂泊不定的生活、受到歧视与漠视的精神失落几乎超过了“流亡藏人”作为佛教徒能够忍受的限度，很多人表示希望能有朝一日返回故乡，结束客居异乡的生活。

　　回到祖国 回到故乡

　　“80后”旺姆是甘肃甘南碌曲藏族中学的一位信息技术教师，她有一个即将三岁的儿子，跟耄耋之年的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外公外婆是1986年从印度归国的藏胞。

　　旺姆的外公生于1929年，是甘南碌曲人。1958年前往拉萨谋生后被裹挟出走印度。1986年，旺姆的外公收到侄儿的来信，说他的弟弟去世了，他的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而家乡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得很好，希望他能回来。面对亲情的召唤，旺姆的外公再也抵不住对家乡的思念，前往中国驻印大使馆申请回国。

　　出乎他意料的是，申请回国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受到大使馆的刁难或拒绝，几天就审批下来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乡后，县政府给报销了回国的路费，还帮他们在县城修建了四居室的新藏房。同时，他作为归国藏胞的代表当选县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回到家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老人说。

　　2003年，地方政府为年迈的老人双双上了低保，每月除了政协委员的补贴还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地方统战部藏胞办的工作人员每逢年节都会带着慰问金、米、面、油前来探望两位老人。

　　旺姆说，他的外公外婆如今依旧保持着佛教徒的生活习惯，转经、朝佛，跟当地其他的藏族老人一样，并没有受到歧视或区别对待。两位老人念念不忘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照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等欢迎境外藏胞归国的方针。1979年在中央政府政策感召下，以及在西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吸引下，许多国外藏胞开始纷纷返回西藏、和四省藏区，回家乡探亲访友、朝佛、参观、办事。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人民政府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回国定居藏胞安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对回国定居藏胞的审批手续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了明确规定，包括解决住房、经济补助、安排就业、发挥个人特长、关心生活、权利等方面。

　　近期回来探亲的“80后”美籍藏胞扎西（化名）在跟记者用英语交谈时就表达了希望回到故乡甘南的愿望，因为在他的眼里，故乡的人们生活是幸福的，他们既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习惯和朝佛礼佛的习俗，也享受到了现代化发展的便利，发达的公路、电视电话、网络等等。 他说，“政府能够让我回到家乡，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意义重大，让我们结束了亲情相思的煎熬。我回来探亲时，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总会经常问我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他们真的很好！”

　　与这些归国定居和探亲的藏胞相比，滞留在“流亡政府”管辖之下，以聚居在达兰萨拉为主的“流亡藏人”们，对于乡愁的忍耐又能如何排解？对于未来继续漂泊的生活又将如何应对？对于被分裂势力和别有用心之徒的“洗脑”和利用又将如何抵御？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