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清理反腐法外之地 反腐将进入“不能腐”(2)

　　【新路径】

　　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也是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当习近平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的要求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路径作出了具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研究专家李永忠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灵魂”就在于四个字，“赢得时间”。

　　“为长远的治本规划赢得时间，为解决腐败呆账和存量赢得空间”，李永忠表示，“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在推进过程中，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治标是权宜之计，权宜就在于赢得时间”。

　　李永忠、马怀德、周淑真、任建明等受访专家都认为，十八大迄今的反腐效果，已达成了“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初衷。

　　不到两年5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既有中央政治局前常委，还有军队前高层，“‘打虎拍蝇’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上述受访专家评价说。

　　与“打虎拍蝇”同时推进的是不断“扩容”的“治本”之策。

　　马怀德、周淑真认为，从“八项规定”、“反四风”，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中组部六号文件明确“裸官”任职“负面清单”，到31个省区市全面推进的“裸官”排查调岗，以及国务院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陆续取消和下放的632项行政审批事项，“都是从制度层面，根除诱发腐败的土壤”。

　　上述受访专家指出，纪检系统作为反腐主力，此前存在“双重领导”等问题。三中全会提出的纪检体制改革方向，即“两个‘上’为主”，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两个全覆盖”，即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巡视工作全覆盖，“突破了纪检体制的障碍，强化了纪检部门的独立性”。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三中全会确定的纪检体制改革方向，中纪委已细化为7个主要任务，并制定了“2017年基本完成”这一时间表。以其中的“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任务为例，中纪委已选定河北、浙江、河南、广东、陕西5省和国资委、商务部、海关总署3个部委为试点，要求试点单位查办腐败案件直报中纪委。

　　【再出发】

　　党纪国法之间“无缝对接”

　　前不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和今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整改报告相继发布。新华社刊文提出，“透露出强烈信息：反腐将常态化并逐步纳入法制轨道，越来越多的‘法外之地’将被清理”，“党纪与国法、行政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还存在一些缝隙，对一些贪腐行为法律的刚性约束还不够硬实”。

　　新华社文中所提的“法外之地”，即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中央巡视所发现的问题，包括“吃空饷”、“裸官”、“红包”、“奢靡”、“官赌”、“隐形福利”等。

　　反“四风”中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不过处理仍以退还等行政处罚为主。

　　在“吃空饷”专项整治中，共清理清退“吃空饷”人员16.2万多人，但以清退为主，大多并未入刑。

　　一位受访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说，如何治理上述“法外之地”，使党纪与国法、行政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无缝对接”，可能将是四中全会探讨的议题之一，“近两年高压反腐，‘不敢腐’的态势已经形成，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具体到反腐就是依法反腐、依法惩贪，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作出进一步安排”。

　　姜明安也认为，四中全会应该会对加强和完善党内立法作出部署，“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严治党”。

　　姜明安称，完善“双规”措施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也将提上日程。去年他参加的最高检座谈会，就探讨了纪委如何向检察机关移交官员腐败犯罪案件，“过去主要是由纪委负责，调查完毕、证实涉嫌犯罪，再移送司法机关。这次座谈会透露，今后，纪检办案过程中如果发现官员构成犯罪，就会直接交给检察机关”。

　　马怀德认为，四中全会应该会探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反腐的源头立法，“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因此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源头反腐法律，应提上日程。比如《行政程序法》、《行政组织法》，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信息公开法，以及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公开方面的法律法规。”

　　“制定从政道德法律约束公务人员”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马怀德表示，一些监督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立法应提上日程

　　- 对话

　　应立法监督约束权力运行

　　新京报：四中全会会成为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的转折点吗？

　　马怀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有四个新特点：一是加大查处腐败案件力度，初步形成不敢腐局面；二是从转变作风入手，注重从源头防腐；三是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反腐，将过去一些成熟的制度措施，上升为法规规章，增强其权威性；四是注重制度改革创新，比如巡视制度方面的改革，中央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纪检体制的改革，“两个‘上’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四中全会后，会继续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方向和原则，一方面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一方面注重制度建设，走向法治防腐反腐。

　　新京报：四中全会会对下一步的反腐带来哪些影响？

　　马怀德：“依法治国”强调的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应该加快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以适应反腐形势新要求。比如《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目前，监察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三中全会确定了“两个‘上’为主”的改革方向，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那么“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条款，就应该相应修改。

　　此外，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因此，一些立法特别是监督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提上日程。比如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包括立法公开、司法公开、党务公开等内容，所以应该将其上升为《信息公开法》，扩大适用范围，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行政程序法》、《行政组织法》、《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行政问责法》，以及规范官员个人事项申报的申报公开方面的法规，都是对权力运行加以制约和监督的基础性法律，应该纳入立法规划，真正实现权力、机构、职能、责任、程序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