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考验国家动员能力

　　不断发展的埃博拉疫情凸显出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动员能力的欠缺。作为埃博拉病毒起源地的西非国家从来就不曾拥有强大国家动员能力，自不待言，就是美国、欧洲诸国，其一度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也已显衰败。

　　动员能力是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之所以得以诞生，关键就是尼罗河谷、黄河中下游居民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动员组织能力，原始人群体由此形成有组织的社会。

　　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单有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并不能让社会长治久安，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无数惨痛的教训。鸦片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动员能力不足，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国连续失败在西方列强炮火之下，进而被强行固定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利地位上。

　　动员能力又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抑或是对先驱产业的推动，成败高下都取决于动员能力。西欧是现代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其动员能力数百年来是全球其他地区的楷模，昔日相对贫困弱小的西欧藉此连续超越了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但民主过度的现行体制已经令西欧动员能力空前虚弱。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欧动员能力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飞跃。

　　鸦片战争后百年有余，中国曾苦于国家能力不足，经过数十年血与火的考验，才锻造出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从1976年唐山地震到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灾、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发、2008年南方大面积雪灾和汶川地震，再到2010年玉树地震，以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直至今日，中国政府和社会在抵御灾害、救灾、灾后重建和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始终令世界印象深刻。即使拿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的表现来作对比，中国也无须汗颜。

　　一国动员能力得之不易，保持更难。要保持足够的动员能力，首先要保持足够的政府财力。与奉行西式政体的国家不同，中国体制在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表现在发展和动员人力上。正是依靠这种动员能力，以充裕的人力替代稀缺的资本，毛泽东时代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完成了大规模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轻薄者尽可以讥笑“人海战术”，但意欲有所作为却无能为力者是深知这种动员能力的价值的。

　　动员能力、特别是动员人力的关键在于凝聚社会共识。突如其来的瘟疫冲击没有成为美国社会暂停纷争、共同抗击的契机，反而开启了一幕又一幕新的党争攻讦游戏，甚至普通民众也熟练地将对抗疫病作为抱怨“种族歧视”的借口。无怪乎《福布斯》杂志特约撰稿人里克·安哥这样感叹：“难道这个国家真的就没有剩下一点东西能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共同承担，而不是(一出问题)就马上有人冲进最近的电视台就最新的问题指责总统、政府、种族歧视或者其他方便指责的对象？”

　　从财政汲取能力到动员人力，到凝聚共识，这些能力的价值永远不会是过去式。功业成于困苦磨砺而毁于安逸，我们的前辈不知承受了多少磨难方才锻炼出这套动员能力，我们会不会溺于一时之快而毁之弃之？会不会惑于巧言令色而自废武功？看看外部世界比比皆是的反面教训，看看我们面临的形形色色挑战，我们需要时时警醒自己消除贪图安逸心理，警醒自己提高辨别能力。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