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今日审议系15年来首次修改

2015年03月08日 03:53　来源：新京报　

　　今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是立法法实施15年来首次修改。去年8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条款占1/3。本次人代会，将对草案进行三审。立法法作为一部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又被称为“管法的法”。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等成为本次修改的亮点。新京报首席记者关庆丰

　　聚焦

　　【亮点1 税收法定】

　　政府如何收税须人大立法决定

　　“前段时间，油价下跌，财政部‘趁机’上调了燃油税，为什么财政部能如此随意地调整燃油税？”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税收”提出尖锐问题。

　　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介绍，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要通过人大来立法决定。如果本次会议上，立法法修改获得通过，凡是开证新税，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税种、税率等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我国现行的18种税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等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其他15种税都是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的，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考虑到我国法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建立现代税制的经验和条件都不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了两次授权国务院立法。

　　全国人大把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由此，“条例”或“暂行条例”成了大多数税收的征收依据，一些“暂行条例”已经“暂行”了近20年。

　　近年来，“税收法定”步伐加速。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曾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引发舆论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目前，“税收法定”路线图已明确。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初步考虑，今后需要开征新税种的，应当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法律。

　　现行由有关税收暂行条例规范的税种，涉及税制改革的，可在改革过程中先对相关税收暂行条例进行修改，在改革完成后再上升为法律。在具体工作中，可灵活掌握，如有可能，也可直接上升为法律。对于不涉及税制改革的税种，如作修改，直接上升为法律。

　　【亮点2 地方规章】

　　限行限购行政手段不能“任性”

　　“各地出台的各种机动车限号、限购政策，今后有望得到规范。”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傅莹说，提请的大会审议的立法法草案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任何规章，只要没有上位法律、法规依据的，不能减损公民权利，也不能随意增加公民的义务。

　　专家介绍，上述规定将约束政府的行为，这意味着一些限行、限购、限贷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今后将不能再“任性”。

　　根据此前的立法法草案二审稿，一旦有些地方规章实施满两年，接下来要么依法成为地方性法规，要么就得及时废止。

　　如果立法法草案通过，将不允许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红头文件。

　　“什么是立法性质的红头文件？简单一点说就是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再简单一点说你给公民好处的可以，发个文件说每个公民发100块钱，这个好，但是发一个文件说每个公民交100块钱出来，这个不行。减损公民权利的，或者是增加公民负担的，那就是立法性质的问题，不允许，必须通过地方性法规来解决，法律上的态度是清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亮点3 地方立法权】

　　235个设区市有望新增立法权

　　目前，在全国284个设区的市中，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有49个，包括27个省会市、18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4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尚没有地方立法权的共计235个。

　　设区的市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已经有立法权的49个较大的市，第二个是235个新增加的设区的市(地级市)，现在立法法草案有望对上述两个概念的市都给立法权。

　　“会不会因为地方立法经验不足，导致立出不合理的法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审、二审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声音。

　　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时表示，一下子赋予284个设区市的立法权，各地方发展又不平衡，所以建议要稳妥地推进。

　　释疑

　　立法法草案为何提交人代会审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说，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两年来，第一次在代表大会层面审议一部法律草案。

　　立法法是规范所有立法行为的法，也称之为“管法的法”。根据宪法和立法法，制定或者修改基本法律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曾撰文指出，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要增加代表大会审议法律案的次数。

　　现行立法法制定于2000年。当时制定立法法有两个动因：1979年立法活动全面恢复后，立法工作积累的经验做法需要制度化、法律化；立法数量大增后出现“打架”的情况，执法机关有时都无所适从，对国家法制统一造成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