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莫斯科12月19日电 题：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怎样影响欧洲园林？

　　——专访俄罗斯著名园林专家、俄自然科学院院士戈洛索娃

　　中新社记者 田冰

　　俄罗斯著名园林专家、俄自然科学院院士戈洛索娃日前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专题讲座。欧洲如何认识中国园林的审美特征？中国园林对欧洲园林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园林艺术体现何种哲理？中新社“东西问”就此独家专访了戈洛索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如何对中国园林艺术产生兴趣的？

　　戈洛索娃：1998年，我开始接触中国园林。作为昆明世博园俄罗斯馆的主要设计者，当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中国参加会议，首先在昆明看到了中国园林。此后在北京、上海、江苏，乃至整个中国饱览各种园林。时至今日，我研究中国园林艺术已有25年。

　　其实，我对东方园林艺术的认识并不是从中国开始，而是始于日本。1983年，我工作的俄科学院总植物园决定修建“日本花园”。通过这一项目，我了解到亚洲地区的一些历史、艺术和文化。我对东方园林的印象比奢华但过于浮夸的欧洲园林更为鲜明。我花了15年的时间去理解日本园林语言的意义、历史和规律。面对日本园林源出何处的问题，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情景，我梦想着认识伟大的中国园林艺术，但起初并未得到我所期待的：原因在于，我当时对中国园林还没有一个清晰概念，任何东方园林的形象都会在脑海里沦为“日本模式”。我决定弥补自己的知识空白。在接下来近10年时间里，我多次往返中俄两国之间。粗算下来，飞往中国的34趟航班和在中国各地穿梭的100多个航班，再加上铁路和公路旅行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如果考虑到参访的近80个中国园林景观，这点时间并不算多。2008年，我出版了《中国园林艺术》一书，而这本专著只是这个神奇国度文化富矿的一小部分。

　　当无法解释所遭遇事情的逻辑时，我们就会想到“命运”这个拯救性的词。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把中国园林和我联系在了一起，而我也乐此不疲。我目前正在写有关东方园林艺术的书，其中第一卷《中国园林》刚刚出版。

　　中新社记者：您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及欧亚园林研究。在您看来，中国园林艺术对欧洲有什么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戈洛索娃：当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题目就是《中国造园传统影响下东亚和西欧园林的形成问题》。首先必须要说，中国园林艺术对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园林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17世纪以来，随着欧洲国家与中国交往活跃，当人们谈及“英国园林”时，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指逐步走进并融入欧洲的“中国园林”。而在20世纪初的欧洲文献中，英国花园也被广泛称为“英中花园”，而非“英国花园”，尤其是在法国文学当中。当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派遣她的园丁前往伦敦学习英中园林艺术。

　　中国园林种类繁多，从功能来说，可分为皇家园林、陵墓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自然园林、城市公园等；从地域来看，又可分为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岭南园林等。因此，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特点。

　　例如，欧洲多地历史上建有中式宝塔。在伦敦，它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的标志性建筑。其主持建造者威廉·钱伯斯在1757年和1772年分别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和《东方造园论》，引一时之风潮。随后，欧洲各地开始兴建宝塔，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当然，它们并不完全是中式的，而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东方式，这就是“中国风”(Chinoiserie)建筑艺术。

　　随着中国茶叶在欧洲的传播，中式茶饮和茶馆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兴起。在当时的俄罗斯，也出现了中式茶馆和横跨河面的拱桥、曲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只是人们可能忘记了，其最初的源头在哪里。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园林艺术体现出什么样的哲理，并被欧洲所接受？

　　戈洛索娃：在17世纪，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即在欧洲被翻译和传播，因此儒家、道家理论在欧洲哲学家的各种论文中都有阐述，他们也非常注重将中国园林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例如儒家思想，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后世儒家及其继承者，都讲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再比如，道家思想提倡道法自然，这一理论体现在园林艺术上，简单说就是自然天成。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1735年编撰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文化、哲学和博物等内容，并配有许多建筑、风景插图，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欧洲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法国传教士王致诚1752年在《对北京附近中国皇帝园林的特别记述》(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中，对圆明园作了详细描述，对中国人的审美理念和园林设计大加赞赏，令欧洲人为之神往。

　　荷兰旅行家约翰·尼尔霍夫(Johannes Nieuhoff)在17世纪出版的游记中记录了其旅华见闻，并配有百余幅绘有中国自然景观和园林的中国瓷器插图。

　　英国散文家、诗人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711年至1712年在《旁观者》刊物上广泛宣传中国园林，讨论“自然”高于“人为”的东方哲学理念和设计风格，推崇自然之美，从而深刻影响了英国造园观念。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中国园林所体现的哲学理念令欧洲人折服，并广为接纳。

　　中新社记者：在俄罗斯，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痕迹？

　　戈洛索娃：主要是在圣彼得堡郊区普希金城的亚历山大花园。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园丁赴欧学习归来后，即下令根据她个人收藏的中国版画设计建造一个由18栋中式房屋组成的“中国村”，并于1782年动工。在她去世后，经过一段时间停顿，亚历山大一世要求重建“中国村”，并对方案进行了修改。

　　1779年，中西合璧的“中国剧院”在“中国村”近旁建成。意大利作曲家乔瓦尼的新歌剧、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的果实》首映式曾在那里举行。可惜剧院于1941年被战火烧毁。此外，周边还设计修建有“龙桥”“十字桥”“大中国桥”“小中国桥”等五座中式小桥通往“中国村”。

　　诚然，因为当时的建筑师并未去过中国，更多的是借鉴欧洲“中国风”园林风格，再加上其“想象中的中国”来修建的，实际上是中欧园林的结合，但也反映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在莫斯科、喀山、图拉等地，也可看到带有中国元素的风景园林建筑。

　　中新社记者：您在多所高校讲授园林艺术，并多次前往中国交流，您如何评价中俄两国在园林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

　　戈洛索娃：俄中两国在园林艺术领域交流合作日益紧密，如莫斯科的华铭园、图拉州的中式园林综合体“金色城市”、喀山卡班湖群滨水区景观项目等，都是近年来双方合作的成果。两国建筑、园林类高校之间也有合作机制，双方互派留学生，但是规模较小，与当前两国关系发展势头相比，仍有很大拓展空间。

　　俄中园林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风格和文化内涵。我认为，进一步拓展双方在园林艺术领域各层面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享共融，对于加深对彼此文化的认同与弘扬，探寻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