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漱溟的书斋里谈天

　　司徒丙鹤

　　北京8月，天高云淡。记者驱车东郊，拜访了隔别十多年的梁漱溟先生。在他那陈设简朴但是窗明几净的书斋里，中外古今，作竞日畅谈。从“五四”运动60年来，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使中外记者颇为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梁老出生于“甲午战争”和“戊戌政变”之秋，今年已经是“望九”之年——87岁。“五四”前后，在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以青年学者姿态，讲授“印度哲学”，早已驰誉中外。抗日时期，他到过延安，晋谒毛主席作过几次通宵的长谈。建国30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从小因学佛而吃素，戒绝烟酒嗜好，生活规律谨严，现在仍然听觉灵敏，视力正常，步履矫健，口齿清楚，有如壮年人。与记者对话中，几十年的史料人物，文章题目，姓名籍贯，地点时日，门牌电话，说得准确无误。他个子不高，保持了华南人的跣足拖鞋习惯，脑袋秃亮，戴着眼镜，侃侃而谈，还象当年在北大讲学一样。这可以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吧。

　　原籍广西桂林，四代寄寓京师的梁宅，是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先生的曾、祖、考都中过进士，父亲梁巨川(济)，乃光绪年间的“内阁中书”。购庐于德胜门内小铜井一号，课子读书，60岁那年，自沉于宅旁之积水潭，与王国维之自沉于昆明湖，为同样性质的历史悲剧。梁老有此家学渊源，加上本人的勤奋不懈，辛亥革命那年，毕业于“顺天中学”，再升于“顺天高等学堂”，从此投身学术界，未到过印度留学，而能担任艰深的“印度哲学”讲座，年纪不过24岁，诚非简单之事，梁老治学甚严，常自书两语于壁间，叫做“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瞩”。又撰一联自励：“无悔无尤吾素，不矜不暮其难”。后来他写有《我的自学小史》，以纪其事。

　　二

　　记者问了梁先生当年在北大教哲学的情况。

　　上海《东方杂志》于1916年间，连续三期刊出一篇梁漱溟的哲学论文，叫做《究元决疑论》。大意是把古今中外各派思想评论一通，归结到推崇佛教为最高境界。孔孟之道，亦受排斥。这种议论，引起刚从德国归来，有“兼收并容”的思想，准备接掌北大的蔡元培的重视。当梁“毛遂自荐”，持文请谒时，蔡答：“大作早就拜读了，很好。北大今后计划重点办好哲学系，希望你来讲授印度哲学。”梁又惊又喜，当时因事未就，改由许丹(季上)代课，至翌年始由梁本人全力任教。直到1924年辞职，到山东曹州搞“乡村自治教育”，创办“重华学院”为止，在北大边教边学达8年之久。

　　梁回忆说，我是研究佛教及中国、印度哲学的，“五四”当年，我常向李大钊、胡适、汤用彤、欧阳渐、陈垣、熊十力等人请益。提起佛学，梁老兴趣极浓，他说：“佛教在中国叫大藏经，收集了几千种经书。至于所谓印度哲学，有6个派系，主张‘执着’，又叫‘迷执’，则并未包括主张‘破执’，又叫‘证悟’、‘解脱’的佛教在内；佛教在六派哲学家看来，只是外道。我对六派本来略知皮毛，当时未敢马上任教，除了事忙，不懂也是个原因，后来与许丹共同努力，写成了《印度哲学概论》，作为北大丛书之一出版。我之所以能教印度哲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北京谚语叫做找了个‘冷门’，如此而已”。当然，这是梁老的自谦之词。梁老向记者阐述了佛教教义，记者不敏，不会也不想学佛，但梁老治学而能勇于探索，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可贵得很。

　　三

　　建国30周年前夕，梁漱溟对记者谈了他的感受。他说：从建国时的第一届政协，到新长征的第五届政协，我都当了政协委员。开始全国委员只有150多人，现在则增为2000多人，显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五届政协二次会议，我天天到会，极少请假。小组发言，都印发简报，受到大会的重视。会议开得活泼生动，为多年所未见。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从华国锋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中国各方面取得了超过人们预期的成就。民心思法，以法治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当前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民主的口号，是为实现四化服务的。很明白，没有法制，社会上乱糟糟，没有政治民主化，也就不能有四个现代化。

　　梁委员兴奋地指出：从1949到1979，30个年头，当以目前最为稳定。人大通过的七个法以及3年调整的八字方针，是前进的积极方针，符合国情，深得人心，世界性的战争会延缓和推后，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对我有利，机不可失，好自为之，虽有困难，能够克服，前途光明。建国初期七八年，毛主席健康，主持中央工作，加上周总理协助，成绩巨大。出了“四人帮”，才把我国经济几乎拖到崩溃的边缘。

　　梁老感情激动地说：“华主席好！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倾听意见。早几年，华主席住史家胡同，学校开家长会，他亲自出席；华主席的夫人，不论风雨寒暑，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群众都传说开了，这是感动人的。贵在实践，贵在坚持，言行一致，同心同德，四化可期，什么困难都不怕的。”

　　四

　　自然而然地我们谈到了学者身份的梁老晚年的著作及其文物图书收藏。梁老耸一耸肩头回答：“几代的文物收藏，付之一炬，不能谈了。至于著作，30年来个人的最大幸福，是住在北京，写下了自己的哲学著作《人心与人生》，约20余万言。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和周总理的关怀，我不可能有这个安定生活，书是写不出来的。若问书的中心思想如何？我想恐有唯心主义之嫌。目前尚无出版计划，还要修改一下。”

　　我们问起了梁老的家庭生活，据了解，梁老元配乃任庸伯夫人的妹妹黄靖贤，不幸早夭，现在的太太陈树芬，小于梁老3岁，清华大学学生，一直和梁老过着宁静的书斋生活。儿子两人，一研究国际问题，一研究自然科学，工作虽忙，但每周都偕妻子儿女来看望老人，共叙天伦之乐。梁老说，他遵照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每周两次都参加全国政协“直属小组”的政治学习，同组的有蒋介石以前的3个将军：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先生；还有李宗仁的一个顾问程思远先生，大家心情舒坦，畅所欲言。刚从外面回京的缪云台先生，还亲自来看望他们夫妇。老友重逢，格外亲切，谈个不了。梁老说，“我们这些老人，当此晚年，内心深处都以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为念。现住台湾，年过90的张岳军、何敬之两先生，是我知交。如有机会，真想坐飞机或轮船亲自台湾一行，拜访老友。更热望住在台湾、美国、欧洲、东南亚的亲友回来游览观光，共叙离情。

　　梁漱溟委员毫无倦容，在门前照相留念，记者要告辞了，他紧握我们的手说：“国庆佳节到了，望通过记者先生之笔，向远处各地的亲友，致以热烈的问候”。

　　(197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