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
溥仪逊位后，根据民国政府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他在紫禁城内依旧保有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的一切典章制度、生活方式，毫无变化。我虽是溥仪的亲弟弟，但囿于宫禁森严和祖宗家法，是不能轻易见面的。
1916年春，我10岁，忽然听说太极殿敬懿皇贵妃派人来传我们进宫会亲，我祖母刘佳氏对我母亲瓜尔佳氏说：“这回可真见着(指溥仪)了。”清代皇宫中的“会亲”原是指皇后以下宫眷的亲属被召入宫中相见而言，皇帝原无所谓“会亲”。到同治的堂弟载湉由醇王府入宫当上光绪皇帝，慈安、慈禧两太后便成了他的正式母亲；光绪生母叶赫那拉氏却连与儿子相见一面都难得到允许，故载湉一入宫门，便等于是母子俩的生离死别。这次我跟祖母、母亲能够去“会亲”，的确是破了清朝二百多年延续不变的宫廷制度，平时我在家里总称溥仪为“皇上哥哥”，可一见面就得在砖地上向他请安，其余时间只能是规规矩矩地束手侍立，不一会儿便分手了。岂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居然进宫陪伴了溥仪好几年。
选上伴读
1919年春，宫内在近支王公子辈中为溥仪挑选伴读，决定让我和毓崇(我侄子毓崇，是从溥仪开始读书时，就成为伴读的)伴读汉文，溥佳伴读英文。溥仪还专门发了一道上谕，给我们以“内廷行走，赏紫禁城骑马”的待遇。自此，除夏历逢二放假外，我天天都能见到溥仪，直1924年他被驱逐出宫，才告结束。
伴读的书房是在毓庆宫。过去，光绪小时曾在这里念过书，再早则是嘉庆皇帝的寝宫。由于溥仪的老师陆润庠、徐坊、梁鼎芬均已去世，当时只剩下陈宝琛和朱益藩来教汉文，时间定在每天上午。下午的英文课由溥佳伴读，老师是英国人庄士敦。
去伴读时，我都是乘马车到紫禁城北入神武门，改骑马到乾清宫的东门外，然后步行到毓庆宫西厢房等候；老师一进来，我和毓崇便走下台阶作揖迎入房中；等溥仪到了毓庆宫，太监喊了一声“叫”，老师才领着我们一并进去；入门后，老师向溥仪直立致意，我与毓崇则跪下来请安，由太监接过帽子放在帽筒上，便分别入座。记得屋内共有3张八仙桌，溥仪和老师一张，我和毓崇各一张。贴着东墙有一幅我祖父写的劝勉光绪读书的横幅。大约是8点到11点上课，中间休息半小时。前半段由陈宝琛讲四书五经等，后半段由朱益藩教写字、作诗文和讲讲“周礼”之类。
共读趣闻
记得我参加伴读上的第一堂课，是陈宝琛领读《尔雅》，他讲解了一阵以后，便让毓崇带着我们一块念。由于师生关系特殊，老师从未叫单个学生起来背书，或者回答问题，最多只能是在“群鸦噪晚风”式的朗读之后便算完事。总之，实际上是能记多少算多少。在溥仪下课回养心殿之后，经常是太监张谦和大声朗读，让溥仪听一听就算是温功课了。
溥仪生性好动，学习不甚专心。一次因为他嘻嘻哈哈，陈宝琛便正颜厉色地加以规劝，随口念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不重则不威……”，溥仪则顽皮地接声念出：“学则不固主忠信”的下句来，弄得陈宝琛啼笑皆非。又一次，溥仪对我们做怪脸，朱益藩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拿一本书竖在我们之间，说：“立个屏风吧。”溥仪唰地一下满脸通红。我们也面面相觑起来。有时溥仪因为贪玩，便干脆派太监来宣布：“今天放假”，我们也就只好各自回家。溥仪喜欢打球、骑车。收藏珍宝最多的建福宫失火后，他下令在废墟上开辟个运动场，天天打网球，练自行车。甚至还以每月100元的报酬，专门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骑车玩。有时兴之所至，他还穿起民国的军官大礼服或乾隆皇帝的甲胄，随意摆弄，照相取乐。
不过，溥仪当时因为年龄尚小，性情还不至于那么专横暴戾。伴读以后，我们又曾多次蒙恩“会亲”，我和我的祖母、母亲、大妹妹有时被留居宫中达一个多星期，我们小孩子便天天和溥仪戏耍嬉闹，什么捉迷藏、做游戏、聊大天等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在玩捉迷藏时他发现我袖子的衣里是明黄色而大加指责，摆起皇帝架子，其实这是他记错了。因为在当时还未失去小孩子的天性，没有那么多计较。最近拍的电影“末代皇帝”，仍旧这样地描写，我也只好听之任之。实际上这事发生在伪满时的长春，溥仪因诸事不顺，脾气暴躁，一次见我系着黄色的领带，便大加斥责，令我解下。这和少年时代的花絮无涉。
偷看密诏
在伴读完事后，有一次留我住在宫中玩。我和溥仪同到他的住所养心殿院内闲逛，无意中进入东配殿的佛堂。溥仪首先发现佛龛内有一个黄纸包，上头有乾隆御书：“如后世有开看者，便不是我的子孙”(大概内容)。我们紧张得立刻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纸包。原来是雍正杀其亲弟允禩、允禟的密诏。看后，溥仪赶紧将纸包藏回原处，还告诫我“千万不得外传！”
原来的宫廷史料和正史都说康熙的八子允禩、九子允禟是“泄泻”而死，“呕症”而亡。这份密诏揭开了二人“旬日之间”相继故去的谜底。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称：“皇考晚年屡向朕提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43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禟、允禩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我认为乾隆不愿将其父雍正暗地里杀弟的过失宣示于众，又要为了忏悔，所以便把这个密诏封好放到佛龛内。这既能保密又能“赎罪”，于理于情也都还说得过去。
但后来的传说却大相径庭，误以为我们看到的是康熙传位遗诏。还说上面写的是“授位十四子”，被雍正改为“授位于四子”而篡权自立。这种说法见于民国以来一些史家的论著，主要是接受了宫廷内长期流行的传说，还有也许是由于我的夫人嵯峨浩在日本出版的《流浪王妃》一书中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她也是在东北伪满政权时，听当时一般人的传言便写出来的。况且康熙如果是有传位遗诏的话，在常识上也只能用满文写绝对无法涂改。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汉文，旧写的“於”也决不能写成“于”字。总之，所谓改字篡位之说，我认为显系杜撰，并非信史。
雍正执掌国柄时，其凶狠残忍固不足取，但他勤于政务，颇能用人，于充盈国库，平定边患，巩固疆土，亦有相当的贡献。总之，比起溥仪和我这些雍正的子孙在幼年时玩物丧志，成人后投靠日帝的种种行为，可以说是“彼善于此”的罢！
(198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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