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短、快和与时俱进

　　程荣进

　　退休之后，同采编业务断绝了关系，但同新闻的联系没有断。读报、看电视、网上浏览，是例行日程，不经意之间，常会想起与昔日业务相关的一些事，比如“软”、“短”、“快”……之类。时代不同了，国情变化了，如何再去看待这些曾经非常熟悉的新闻理念？这里谈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软些

　　进入中新社的人，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很可能与稿件的“调子”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批新手就不断地被提醒：中新社担负的是对外报道任务，新中国成立不久，海外读者对它还不够了解。我们的报道应当放下身段，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让读者喜闻乐见。这就是所谓的“调子”要低，要软。

　　有一年，中新社发了一篇专稿《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是著名粤剧女演员范瑞娟讲述自己的婚姻生活。在当年的时空条件下，该稿确属惊人之举，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颇有代表性的软性报道。中新社的老一代领导们为此津津乐道了许多年。低调、软性的新闻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可以说是中新社与国内其他媒体，特别是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有所区别的主要特点之一。

　　中新社之所以能以低调、软性的新闻报道独树一帜，是因为那时我们的社会还不开放，没有进行低调、软性报道的环境。而对外报道却又促使我们必须这样做。试想，把吃、喝、玩、乐、男女、情爱……这些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正常需求，都视为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列为禁忌的报道题材，那还可以拿什么去向读者源源不断地做报道呢？60年代社里进行的一次辩论颇能说明问题。辩题是：“轰轰烈烈的农村积肥运动，要对外报道吗？”放在今天，大家一定感到奇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辩题？”但当时毫不奇怪，因为持有“群众运动，天然有其合理性，值得报道”这种观念的人还不少。经过实事求是的辩论，与此相反的看法占了上风，认为：农村“积肥”，只是一般的例行生产环节，全国农村处处有，年年有，缺乏亮点，难有新意，不是千里迢迢之外的读者所关心的。这一客观、正确的认识，对日后全社的报道起到了积极影响。

　　时至今日，情况大不一样了。采写软性、低调的新闻已经没有了障碍，这类报道不再是中新社的“专利”，甚至“调子”一词本身也不怎么被提起了。“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是颇为贴切的写照。可是我们的报道还要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中新社能再度开创出独树一帜、有自己特色的报道风格吗？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富挑战的课题。

　　短些

　　参加工作之初，领导最经常的嘱咐，就是要我们把稿件写得简短、干净利索。可以说，这是最先受到的业务启蒙教育。那时我们初出茅庐，在大量的素材面前往往缺乏判断力，不会取舍，以为“放进篮子就是菜”，所以稿件写得芜杂冗长，眉目不清，成为一种常见病。

　　要求写短稿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别让长文章使他们为难，他们没时间，不耐烦，或者不具备快速阅读长稿的能力。又比如，为了便于传谕，也有必要把稿件写短。几十年前，传稿主要依靠电报。今天的年轻人对下面这种记者外出采访向总社传稿的情景，连听说过的恐怕都很少了：写完稿件——赶往邮局——将文稿誊清在电报纸上——交给报务员译成电码——等候发送。整个过程耗时、费事、花钱。据说曾有一位著名报人这样告诫记者：你们写稿要像自掏腰包发电报一样，斟酌每一个字！有一度一个“短”字还嫌不够，出现了“短些，短些，再短些”的口号。

　　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56——1957年)，从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开始，资讯发展、信息“爆炸”，以惊人之势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影响所及，几乎包括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报刊、网站、以至各类出版物，承载的资讯和信息数量日益膨胀、篇幅越来越长，已成为常态，致使新闻报道求“短”的意愿，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可是，在大力提倡写“短”稿的时候，对长稿适当留点空间，我想也是需要的。大多数读者总还是希望他们接触的报道，包含尽可能大的信息量。而信息丰富、细节生动、兼有文采的报道，总会是受欢迎的报道。当然，大信息量，通常意味着难以避免的长篇幅。这对缺乏快速阅读能力的读者，会是障碍吗？我想，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

　　前不久，见到一位四年级小学生在看《哈里•波特》，厚厚一册(全书共7册)。我问：“看得懂吗？”“看得懂。”我又问：“这么厚，看得完吗？”“看得完。”一面兴致冲冲地跟我讲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我接着再问：“全书好几千页，一字一句地看，要花费多长时间！”她不以为然地说：“一字一句地看？太弱智了吧！我们班同学谁也不那么看书啊！”原来，如今的孩子真不简单，有一套快速阅读的本领了。可见，快速阅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也应当培养。在我看来，这是对信息“爆炸”有效的因应之道。

　　快些

　　讲究报道速度，也是新闻行业的一项基本要求。所谓“速度”，就是要“快”：对重大事件的反应快，采访写作快，播发快。

　　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新社在加快报道速度上是有困难的。自建社时起，中新社向海外提供新闻稿件，就一直采用口播“记录新闻”的方式(语速每分钟170字上下，每句读3遍)，由当地报刊抄收下来，编排刊登。这是当时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直到“文革”后期才由“模写”(Morse)取代。专稿则一如既往，通过邮局寄发，可以想见，这样的发稿手段，与“快”的要求显然大相径庭。此外，当年国内的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在广东、福建等省“侨乡地区”的除外)，中新社大多数并不自行采访报道，而是转发或改编新华社的新闻稿。所以“快”的问题，实际上没有成为中新社的紧迫课题。

　　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数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闻报道求“快”的瓶颈(主要指播发这个环节)，已经突破。每个记者都有无远弗届、无所不能的电脑，哪怕是播发海量的文稿，只要有必要，真的是随时随地、“弹指”一瞬间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媒体为了在发稿速度上抢拔头筹，而各出奇谋，争分夺秒的做法，其必要性和轰动效应今不如昔了。有一种观点依然存在，认为抢在别人前头发稿，能对读者起到“先入为主”的效果。此说由来已久，但并没见到有很强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这种说法。现在我们需要花更大力气去做的，是采访、报道公众最想知道、最应当知道的新闻。所以，对重大事件快速作出反应，倒显得非常重要了。

　　总之，真正深入人心、令人折服的只会是报道本身，而不在于比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大牌通讯社快了多少分，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