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圳市劳动局局长张文超畅谈亲历的用工工资社保三大改革

　　“是的，我亲身经历了深圳经济特区劳动用工工资社保三大制度的改革！”现年77岁高龄的张文超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后的首任市劳动局长。他满头银发，满面笑容，说话中透着浓厚的客家口音，思维却非常敏捷清晰。

　　张文超是在1983年从广东省劳动局调到深圳担任劳动局长的，1993年6月调任深圳市人大，在劳动局长岗位上连续奋斗了10个春秋。这期间，正是深圳特区打基础、铺摊子、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社会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重要时期。“深圳承担起了劳动保障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为广东省和全国都提供了经验和借鉴。”面对记者，张老侃侃而谈，更独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砸烂“铁饭碗”，率先改革用工制度

　　张文超是广东省梅县人。1958年，广东省劳动局招干部，当时在惠阳地委当财务科长的他由此来到广州，在工资福利处从副科长一直做到了处长。1983年1月18日，他带着棉被袋和简单的行李，一个人坐着火车前来深圳走马上任，出任市劳动局局长。起初他以为不久之后会调回广州，没想到就此扎根深圳，和无数“拓荒牛”一起，见证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回忆起深圳的劳动用工改革，张文超表示，最早是从竹园宾馆开始的。1980年3月，张文超陪同省劳动局领导到深圳调研，在友谊宾馆召开外商座谈会。会上，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竹园宾馆的香港投资方、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提出：港商来深圳投资办企业，深圳却还实行固定工制度，工人捧着“铁饭碗”，港商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企业没活力。他建议：老板与工人签合约订合同，互相可以“炒鱿鱼”，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行了，即打破“铁饭碗”，破除“干好干坏一个样”！“风靡全国的‘炒鱿鱼’一说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张文超说，调研组听取了刘天就的建议，及时向深圳市领导汇报，于同年10月，在全国首开先河，率先在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等外商投资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度。1982年7月，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深圳市把新招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范围扩大到国营、集体所有制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同时赋予企业用工自主权，取消内招，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用。

　　张文超即着手调研起草《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由市政府颁布实施，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度的改革方向。1984年前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发展迅速，各企事业和基建单位用工逐渐增多，单靠国家调配招职工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向外地大规模招工的闸门一打开，各地劳务工像潮水一般涌来，一下子就来了20万人，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张文超很激动：“招工改革就这样在深圳闯过来了。”

　　1986年8月，国家总结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经验和做法，由国务院发布了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确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这坚定了深圳特区的改革决心。张文超又带头草拟了相关意见送交市政府。1993年6月1日，市政府发布通知，在全市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统称企业员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劳动合同，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至此，劳动合同制全面覆盖深圳所有经济成分的企业和全体劳动者，全市企业基本实现劳动用工合同化，员工身份一体化，劳动关系法律化。

　　打破“大锅饭”，率先改革工资制度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时，深圳的工资还实行着7类工资标准，每月大约57元。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省领导拍板决定：对到深圳工作的人，每人每月补贴20元，作为“边境补贴”。这在当时可是一桩大新闻。消息传到上头，有关部门发文要求予以纠正。可是当时深圳正面临着大建设、大发展，靠那么点工资，怎么吸引人才来深圳？要招人来，得提高人家的工资水平呀。张文超找到了一位记者，请他将深圳的实际情况写成内参，报到了上级有关领导处。随后，劳动部又派了一位司长来深圳专门调查，最终认可了深圳的做法。

　　“那时候要求基本工资不能动，只能从增加补贴着手。这增加的20元补贴，可以算是深圳工资制度改革最早的雏形了。”张文超笑言，给了补贴后，许多外商还是认为适应不了形势。在1981年于深圳举行的一次港商座谈会上，港商们希望按工厂利润来浮动工人工资，调动工人积极性。张文超等人经请示深圳市有关领导后，大胆决定将企业工资分成“固定工资(保证吃饭问题)＋浮动工资(与经营利润挂钩)”的分发结构。

　　1983年8月，张文超提出了“180元(科员)的标准，一职分4级”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方案，并于同年9月开始在深圳执行。到1985年，这项工资标准又进行了完善，增加了职级，最高490元，高过了国家领导人，最低60元(试用期)，从1986年起实行。

　　“深圳的工资改革，把原来‘低工资，多补贴’的分配办法改为单一的工资支付，即将原来的标准工资、奖金、水电补贴、边境补贴、副食品补贴、粮差补贴、交通补贴以及煤气、粮油等财政间接补贴等，均统一计算至规定的工资水平内。”张文超告诉记者，1985年7月，全国实行结构工资制就借鉴了深圳做法。

　　让劳动者“后顾无忧”，率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

　　1980年起，深圳开始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开收了社保费。说起来，这又和刘天就有关系。当时与刘天就等港商开调研会时，张文超就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搞合同制不搞终身制用工可以，可是员工们的劳动保障怎么办？他们退休后怎么生活？“刘天就当时表示，钱他们可以出，但政府应当成立一个部门，来统一核算缴费标准和保管这笔钱。新员工可少收保费，老员工则多收。等到员工退休后，由这个新部门发放养老金。”这个建议得到了张文超和在场港商的认同。

　　可是，应该缴多少钱合适呢？最初，深圳的劳动保险是让员工将工资的20%作为保险金。有些员工起初不同意，说本来工资就不高，再缴这笔保险费不划算，张文超等又一一去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从1980年起开始收社会保险费，实行社保统筹。从1982年起，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又历经了单项改革、综合改革和深化改革等3个阶段。1987年起，非深户员工也可在深圳参加养老保险。对此，劳动部专程派来7位专家来深圳考察，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不但企业搞活了，也让工人“后顾无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遂在全国推广。

　　“回想起这些年深圳在劳动保障体制上的改革之路，之所以许多复杂的工作都能够齐头并进，卓有成效，是因为我们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比如事事‘调查走在前，商量走在前’，这些做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张文超语重心长，“如果今天还有机会给我选择，我想去做社保工作，因为社保工作是整个工作中最复杂、最烦琐、最难办的，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敢于开拓，乐于挑战。”至动情处，张文超的眼里噙满泪珠。

　　记者 冯庆 金涌 王奋强 郑向鹏 杨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