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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近来一些地方传出的“户籍松动”消息，何时变成现实还不得而知，但“可以变成大城市人”的希望，还是让不少身居城市多年、身份却长期“错位”的人，心里发痒。

　　研究者认为“这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所谓松动或许有限”，“之所以引人关注，户籍本身并不是要害，而在于附着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甚至是一些基本权利”。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应该避免浪漫主义。

　　□人为设定的差别还需人为方式改变

　　□理性的户籍改革应该避免浪漫主义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基本平等性

　　“上海市户籍政策有所松动”，听到这样的消息，即便不是上海人，也会心动。

　　在上海“两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公开宣布：今年二月将出台人才居住证转户籍办法。

　　记者发现，近来，传出“户籍松动”消息的不止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提出，将进一步鼓励普通商品住房消费，在有条件的城市放宽购房入户政策。

　　尽管所有“松动”还只是在提出阶段，何时能够变成现实还不得而知，但“可以变成大城市人”的希望，还是让不少身居城市多年、身份却长期“错位”的人心里发痒。

　　“从已有的公开资料看，这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所谓松动或许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提到户籍二字就会吸引无数渴盼的眼球，但户籍本身并不是要害。

　　户籍制度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很多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都和户口联系起来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得到它而不惜代价

　　多年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唐钧告诉记者，户籍制度首先是一个登记制度。一个人出生就要凭着出生证登记，等于向祖国报到“我来了”，中途你要离开出生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有一个迁移的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户籍制度就是一个人一生时空轨迹的记录。

　　据介绍，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减少城市的压力，就在户口上划了一道鸿沟，明确区分农村人和城市人。到60年代以后越来越紧，户籍制度变成人的一种身份了，就是说，出生在农村的就永远就是农村人，出生在城市的就永远是城市人。两者之间不是说绝对不能变，但是很难。

　　60岁的老郝，是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的普通农民，对于城市户口，他“又恨又爱”。“我没有城市户口，只能当农民。我的孩子受我连累，连个技术学校都不能考，当不了工人，后来只好也务农了。”

　　来自河南新乡的李宝田夫妇，租住着老郝家的一间房子，靠卖菜供两个孩子上学。

　　“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公办小学不收，只能上打工子弟小学。老大要考大学了，说是让回原籍，这不正发愁呢。”李宝田对记者说。

　　唐钧把户口比作一棵树，上面长着很多的枝杈，这些枝杈就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果是结在枝杈上的，不结在树干上，现在问题是，怎么把枝杈上的果子跟人联系起来。

　　“人们真正关心的，是户籍制度后面所包含的社会福利和国民待遇。”唐钧觉得，户籍制度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很多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都和户口联系起来了。要是放在计划经济时期倒还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比如一个人在北京工作，为北京创造财富，他所有的青春、汗水都献给北京了，你仍然让他回到户口所在地享受福利待遇的话，这不合理。应该是北京的税收、北京的财政来给他福利待遇。”

　　当人为地将户籍与就业、上学等社会福利甚至是人的基本权利联系上之后，它便显得弥足珍贵，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得到它而不惜代价。

　　2006年大学毕业的苏敏，为了留在北京，一咬牙花4万元买了一个北京户口，“毕竟我以后要在北京生活，很多问题比如孩子上学，没有户口就很不好解决。”

　　苏敏告诉记者，每年北京各大高校毕业的学生中，都会有不少人通过买卖获得户口，而且，随着近年来毕业生人数的增多，户口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现在，4万元已经买不到北京户口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同样是北京户口，因为其所能享受的福利不同，价值也差别甚大。

　　一位资深地产中介公司人士说，在去年北京低迷的二手房市场上，惟一价格保持坚挺的，就是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地区的二手房，比如北京中关村地区与一些著名小学对口的小区的房子，哪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二手房，价格都在百万元以上，挂牌后很快就会被人买走。

　　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结合后所造成的社会壁垒，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对它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唐钧告诉记者，在目前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状态下，原本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的户籍制度，反而开始“添乱”了。

　　“现在的情况是，不但农村的人到城里来了，一些中小城市的人也到大城市里来，户口都搞得比较糊涂。甚至同一个城市里面，户口也出现了混乱。”唐钧说，比如北京现在拆迁非常多，某人可能原来住在宣武区但是拆迁去了大兴区，但是，因为宣武区的教育等情况要比大兴区好一点，于是户口就不迁，所以人户分离的情况非常普遍。

　　作为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城乡二元制结构之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关注多年，他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在维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平衡方面，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标准甚至在一个省内部都不统一；各城市政府对某些社会保障项目的补贴水准也不相同。这种状态存在的原因是，我国不同地方的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有很大差别，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半失业状态。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城市政府只能针对特定人群提供标准较高的公共服务，一旦放开服务限制，城市政府的财力不允许，也有失公正。

　　“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一个边远地区的每年只劳动3个月的农民可以‘自由’地登记为某大城市的户籍居民，那么，有理由相信，该大城市必须接纳成千上万的新增人口，其后果必然导致该市公共财政的崩溃。”党国英说，现代文明社会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项权利的主旨是，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就业和生活的目的地。一个人一旦决定在某地生活或工作，并在这个地方取得合法固定住所，就应该与当地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各项社会权利，并平等地获得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结合后所造成的社会壁垒，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从城乡分割的层面上看，可以说没什么好处，历史上曾经有的一些‘好处’，也存在虚假性，因此，现在对它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党国英表示。

　　户籍制度不会自然消亡，要改革户籍制度，关键要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人为设定的身份差别还要靠人为的方式去改变，理性的户籍登记改革办法应该避免浪漫主义

　　金雯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高级白领，几年前凭借出色的个人条件，申请到了上海户口。在电话中她告诉记者：“现在，本科生一般没有可能申请到上海户口了，研究生也只有一部分能申请到。户籍政策松动是好事，但还要看背后的附加条件。如果附加条件太高，表明户籍壁垒依然很高。”

　　唐钧认为，户籍制度不会自然消亡，要改革户籍制度，关键要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人为设定的身份差别只能再用人为的方式———制定政策去改变。

　　“如果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都不跟户口有关，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享受那种待遇，在这样的前提下，户口制度存不存在也就无所谓了，无非就是一个登记，无非是让政府知道你在哪儿。”唐钧说，应该首先一点一点地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经过5年、10年清理完。

　　“理性的户籍登记改革办法应该避免浪漫主义。”党国英告诉记者，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在全国建立标准划一的公共服务体系，给每一个公民提供完全相同的社会保障支持，目前还难以做到，“以后在每一个省区能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就很不错了”。要正确对待“准入门槛”这个问题，如果用激进的方式，要现有大城市居民给农民“归还历史欠账”，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其实，有了正确的改革思路和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一些难题的解决也不会很慢。”党国英说，从短期看，在暂时保留有差别的社会保障支持的同时，要确立基本公共服务平等的制度。例如，目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体现出了一种基本公共服务平等的性质。这种保障不论“门槛”里还是“门槛”外，都要实行。党国英加重语气说，要注意，这里讲的是“基本”，而不是“全部”。

　　他说，从长期趋势看，我们可以更乐观一些。目前提出的改革思路会使得“门槛”相对高度越来越低。随着农民进城落户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村留下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农民的经营规模会提高，半失业状态就会逐步变成充分就业，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那时，地方政府就会提供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支持，甚至会向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农民也不会大规模要求进城落户了。

　　党国英还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两个技术层面的措施，一是全国“纳税与社会保障账户”的建立，另一个是住房的普查和“标准住房”的确定。“我以为这样两件事情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迟早要做，现在配合户籍制度改革来做，正逢其时。”

　　李宝田告诉记者，虽然在北京不比在老家多挣多少，开销还大，但他还是愿意出来，因为这里比家乡更精彩，出来眼界宽了。

　　“不管有没有户口，我认定，我儿子、我孙子已经开始把根儿扎在城里了。”李宝田说。 (本报记者 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