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护社会安定正义为己任的警察为何大案要案频发？

　　在警察权制约的制度之外，还有其他深层原因吗？

　　2月13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蒙自县公安局“110”民警吉忠春与他人发生口角中掏枪将对方打死一案，引起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人们在对吉忠春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也不禁发问：以维护社会安定正义为己任的警察为何大案要案频发？在警察权制约的制度之外，还有其他深层原因吗？

　　云南省人大代表、民进昆明市委副主委谢家放说：“此案虽是极端案件，但它反映出基层民警的心理健康已不容忽视，焦虑、易怒、疲惫、消沉、偏执等不良心理状况，在民警中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严重影响到民警的生活和工作。”

　　同事非常震惊称其平时很克制

　　据红河州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称，经初步查明，2月13日晚，蒙自县公安局“110”民警吉忠春(男，汉族，1966年4月5日生,二级警督，属于配枪范围人员)与朋友在一起吃饭饮酒后，驾驶私家轿车于当晚9时30分许到蒙自县天竺路“官恒花园”住宅区找朋友办事。倒车时，差点撞上住户潘俊(男，1968年3月2日生，生前系南方电网红河供电局九千岩硅铁厂厂长)的轿车，双方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发生肢体接触致吉忠春鼻子流血，随后吉忠春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连射三发，子弹击中潘俊。潘俊经“120”医生抢救无效死亡。

　　红河州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专案组初步化验和多方证实，吉忠春在开枪前喝过酒。他同时表示，配枪范围内的民警，下班后应该把枪交回。吉忠春下班后私自带着枪，属严重违规。

　　案件发生后，中央、公安部及云南省的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作出批示。蒙自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就此事向受害者及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对全县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此案虽然是民警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但给公安机关的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我们要从此案中汲取深刻教训，举一反三，痛定思痛，采取各种强有力措施不断加大队伍建设工作力度，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目前，吉忠春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检察机关已展开调查，相关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中。

　　吉忠春案件发生后，蒙自县公安局全局上下都深感震惊和难过，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几天来都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平时为人很好，是个很克制的人，性格并不暴躁。我们根本想象不出他会开枪杀人。”

　　据吉忠春的同事回忆，吉忠春是一个工作踏实的人，早年他在乡镇派出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帮助困难群众。从事巡警工作以来，出警积极，工作中从未与百姓发生过冲突，也没有遭到过投诉，凡事都能忍。

　　吉忠春有两个孩子，妻子做小生意，吉忠春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一时冲动，毁了两个家庭。”他的一位同事说。

　　一个民警一年加班200个工作日以上

　　“继2003年广州孙志刚事件后，河北聂树斌错杀案、湖北佘祥林冤案、太原警察因口角约人打死北京警察案、成都火车站四五十名警察与小偷‘猫鼠同盟’联手谋取不义之财案，2008年哈尔滨六民警打人致死事件，无不轰动全国。长时间以来，警察行业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这些案件的背后，人们却忽略了民警心理健康的问题。”谢家放说。

　　他指出，警务工作的突发性、危险性、应急性等特点，使得民警承受着比普通职业从业人员更多的心理压力。高压力常引起民警自身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而长期处于生理心理应激状态的民警个体，比较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据统计，民警群体中有10.56%的个体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有2.11%的民警达到严重心理障碍程度。这些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敌对性、偏执、抑郁、焦虑、精神病性、恐怖、人际关系敏感等。在行为上具体表现为：在生活上酗酒，自杀，离婚率高，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或过于保护家庭成员等；在工作中表现为：效率下降，错误增加，易出事故，退缩，缺少责任心和评价问题出现错误等。警察职业的特殊心理症状，严重影响了民警能力的发挥，降低了公安队伍的素质和战斗力。

　　谢家放在调查中发现，警力不足是造成基层民警工作压力过大的首要原因。“中国现有警察160万人，平均每万人才有12名警察，警力配置仅仅是西方国家的1／3。”

　　他以昆明市五华区某派出所为例，该辖区共有常住人口9万多，暂住人口1万多，加上各类无法登记的人员，共计11万多，而民警却只有104人，平均每个民警要管理1000余人，如果除去巡逻队等不直接参与管理的警力，每人要管理近2000人。这样造成派出所民警加班很多，工作时间长。除去突发性的加班加点不算，一个民警一个月至少要值班5天(24小时待在派出所)，一年加班时间为120个工作日，相当于4个月；如果加上其他加班时间，一个民警一年下来至少加班达200个工作日以上。

　　此外，民警们警务工作繁重，除了正常的防爆技能、体能训练、治安巡逻、扫黄打黑任务外，还伴随着各种阶段性、临时性工作、专项斗争等等，而且有时间、有指标、有考核。不仅如此，非警务性的工作也很繁多，有些政府部门因为种种需要，经常要求公安机关出面协助工作，明明不是警务工作，但公安机关因各方面原因不得不去。群众也不断对公安机关提出过多、过杂的要求。过量的加班，使正常的休息和休假无法得到保证，民警中普遍存在疲惫、厌倦、精神委靡，情绪消沉，而且随着从警时间越长，此类不良精神状态越为明显。

　　基层民警说忍辱负重是家常便饭

　　面对错综复杂的执法环境和繁重的公安保卫任务，基层民警深感“公安工作越来越难干了”。一些基层民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是家常便饭”，“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群众围攻、殴打、谩骂、污辱、诬告，只能忍让克制，不敢在行为上、语言上有任何过激表现”。“许多群众认为民警就是要无所不能、随叫随到，一旦案件久侦不破或是极个别警察犯了错误，社会舆论就毫不留情，大肆批评，对立情绪严重，伤害了民警的自尊心”。

　　“这使得不少民警对执法问题持谨慎态度，常常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执法放不开手脚。”一位基层民警说。

　　此外，民警们反映，组织内部管理的加强，如岗位责任制、绩效考核、等级评定、全员竞聘上岗等，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环境比喻为：“上有高压线，下有地雷线，前后左右都是警戒线。”

　　谢家放也认为：“社会对民警的高要求造成民警心理压力过大。”

　　他说，近几年，新警员的素质不断提高，但还不能改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跟不上上级和社会对民警要求提高的速度。繁重的学习培训任务，以及关乎到个人切身利益的各种考试，使许多民警特别是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民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群众对警察的执法提出了更高甚至苛刻的要求。部分群众稍有不快就投诉，据统计，其中无效投诉和不实投诉占到投诉总量的97%以上，给民警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直接影响到工作正常进行。

　　此外，长期超负荷工作，不仅使民警健康状况透支，而且在家庭责任上也是缺失的。由于民警的工作是全天候性质的，经常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不能与家人生活步调一致，无法承担家务，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常常遭受父母、妻儿的埋怨、误解，导致家庭不和，吵架甚至离婚。这使广大民警在承受繁重工作压力的同时，还要备受感情的折磨。

　　警察目睹残暴场面太多对心理冲击大

　　“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警察在任职头3年内耳濡目染的凶杀、丑恶、枪击等场面，比普通人一生中遇到的还要多得多。与当前所承担的工作量和责任相比，公安机关工作量大，但收入却相对较低，难免导致民警心理失衡。当奉献与索取的天平严重倾斜，民警的劳动价值没有被体现时，必定会使民警失去心理平衡，极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来弥补心理失衡和解决实际困难的情况。”谢家放说。

　　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张刘英等14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政府应为一线民警发加班工资的建议》。他们在建议中说：“云南省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超时工作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尤其是昆明市公安局，由于省会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不论是110、治安、刑侦、经侦、便衣、水务，还是戒毒所、基层派出所的民警任务都十分繁重。据调查，公安民警平均每月超时工作100多小时，甚至更多，造成身心非常疲劳，又得不到超时补偿。”据悉，在去年的省人代会上，代表们就提出了“民警严重超时工作给予加班工资”的建议，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本届人代会上，谢家放也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基层公安民警心理健康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指出，警务繁杂、警力不足、勤务时间欠妥、经费短缺、装备落后、体制不完善等，给民警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成立专门的警察心理咨询机构，为有心理障碍的民警提供倾诉场所，及时对民警中的各种心理失衡问题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提供给民警排除压力和困扰的方法与技巧，增强民警的心理承受能力已非常重要。他建议，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列入民警的教育培训、提升、选拔、录用和淘汰制度中，在新警培训以及从警职业生涯阶段性定期培训中，要对民警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在新警培训期、各种业务培训期或警衔晋升培训期对民警进行心理测试。 (本报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