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三鹿奶粉事件而被问责的官员悄悄复出，甚至官升一级，说明在某些地方，有些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就是替罪羊，需要以复出、升迁来补偿……

　　4月9日《齐鲁晚报》报道，有网友“惊”爆，因三鹿奶粉事件而被问责，今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调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而同样是今年3月，被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在去年11月就已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在今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

　　就在一些网友“死揪”因瓮安事件而被撤职的原贵州省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副县长王振俊悄悄复出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还有如此惊人的“复出”。

　　或许有人会说，鲍俊凯、刘大群是在被处分之前，就已经升迁了。然而，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在去年8月，即便调查需要一些时间，到去年11月也不可能认识不到两人的责任 ，他们在处分下来之前就不可思议地调往异地、官升一级，这该向毒奶粉的受害者们如何解释？

　　我们对一些问题官员的“带病复出”已经见怪不怪了，一句话可以概括公众的心情，那就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所谓“情理之外”，是说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所谓“意料之中”，则说明公众郁闷、失望、愤怒的心情。

　　问题官员不是不能复出 ，而是该怎样复出才能让公众接受。对问题官员的问责，是一种制度性惩罚，问题官员的复出也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出口。前提必须是程序公正——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信息透明——要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此悄悄地异地升迁，正是因为没有过硬的理由，才不敢公之于众。有关部门企图以既成事实来对付公众的监督，说明他们根本就是视公众监督如无物；而这种与公众斗智斗勇的悄然复出，甚至官升一级，简直就是蔑视民意。

　　现在看来，在某些地方，有些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就是替罪羊，需要以复出、升迁来补偿；有的是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问责可能是舍卒保车；有的可能纯粹就是为了平息舆论而被迫进行的“技术性问责”。这样做，问责就不再是一种纠错制度，而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选择。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才有悄悄复出、边问责边复出，甚至是和问责“打时间差”的复出。

　　如此这般，架空的不仅是问责制，还架空了民意，架空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更严重的，还有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以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这绝非危言耸听！(肖余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