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包括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空中加油机、直升机在内的17种机型132架战机，在7分钟内以75.637公里的空中总长度序列通过天安门上空，成为我军阅兵史上最经典和激动人心的瞬间之一。

　　其中，第七梯队长机就是郑群良，时任空军某师师长。他所率领的新型国产先进战斗机梯队由两种机型、24架飞机组成，长达7公里，是整个空中飞行梯队中出动飞机最多、编队最大、也是训练难度最大的。

　　说起建国50周年那次阅兵的往事，郑群良仍然激情澎湃，难以自抑。

　　在他的讲述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一从时间深处浮现。

　　他索性把气象表扔进废纸篓

　　郑群良说，阅兵前几天，气象部门送来一周气象预报，他却扔进废纸篓。不是不相信气象台，而是做好遭遇最恶劣气象的准备。

　　气象条件对飞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不能选择。飞行员能选择的，是平时全力以赴训练，是无论遇到什么险情，都要把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举头顶。

　　据统计，从1960年至1998年，10月1日这一天，北京只有30%的可飞天气。1999年9月30日，大阅兵前最后一天下午，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郑群良几乎一夜未睡，直到后半夜雨终于停了，他长舒了一口气。

　　10月1日6时，遵化机场云底高800米，大家都很高兴，感到云下集合没有问题。没想到，8时，侦察气象的飞机却又传来消息：云底高350米，云顶高2500米，云下能见度不足3公里。

　　望着北边山顶翻卷而来的低云，大家表情凝重，没有一个人说话。

　　事先，空中梯队指挥部已明确第七梯队的4套出动预案：第一套，云底高1500米，能见度大于4公里，24机全部出动；第二套，云底高1000米，能见度大于4公里，16机出动；第三套，云底高600米，能见度大于3公里，4机出动；第四套，云底高300米，梯队长机出动。

　　按照此时的气象条件，只能由郑群良一个人出动。选择后三套方案都将是巨大的遗憾，但选择第一套方案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有闪失，“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休息室里只有郑群良一个人，起飞时间在一秒一秒逼近。

　　9时前，他必须上报最后的决心。此时，作为梯队长机，郑群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年来的艰苦训练，使他对梯队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很有底数，加上全体飞行员士气高涨，纷纷要求全体出动，越来越坚定了他的信心。

　　终于，他果断地下达最后的命令：“全体梯队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