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据7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经过近7年的酝酿和试点，浙江杭州日前正式启动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专车。与此同时，杭州市向公务员发放公车改革补贴，补贴根据级别分9档，最低每月300元，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据统计，此次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21家市级机关，近两个月来公车费用下降32%左右。

　　目前的公车消费，已经到了一个不仅让民众议论，而且国家财政都难以负荷的程度。因此，杭州公车改革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有人支持这种改革，认为会给政治文明和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新气象;也有人担心这种改革是“换汤不换药”;还有人质疑按级别发车补是典型的“隐性腐败”表现(据媒体披露，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车改后“书记、区长每年车补7.6万元”)。就公车改革问题，7月6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江伟博士。

　　记者:杭州近两个月来公车费用下降32%，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实无论改革后的车补有多么的不合理，也比不改革前的花费要少得多，对于纳税人的口袋而言，应该是件好事。你如何评价杭州的公车改革?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补贴你认为高吗?

　　江伟:公车制度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借鉴前苏联模式，适应工作需要而设立的。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公车多、财政开支大、滥用公车等现象层出不穷，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杭州实行公车改革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给人们带来了警示和启迪。它警示人们:改革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不但关乎起点不同的当事人的直接利益，而且连带着民众的间接利益层面，所以改革既要勇敢，又要审慎。它启迪人们:在推进改革的道路上，因为革除弊端已成为大势所趋，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改革者和更优化的改革方案。

　　具体说到局级干部2600元的补贴是否高的问题，我想公车改革是否需要补贴以及补贴高低，是需要经过各地的工作实践和时间以及民意检验的。

　　记者:公车改革已有十多年，防止公车私用，各地的改革措施不可谓不多，但公车改革实则陷入了某种困局。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推进?

　　江伟:公车改革难在三点上:一是如何改革利益分配结构。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权力本应是有边界的，但许多地方的公车使用是用权力的模糊性取代了权力边界的清晰性，如何规范是个难题。二是如何获得舆论认同。所有的改革都和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设计、落实公车改革方案时有没有公开、透明、公正地体现民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三是如何调适观念。改革的设计者、改革的利益攸关者、改革的买单者三者在观念上是否能够找到共同的关注点，并使改革落脚于共同点上是需要努力调研和破解的。公车改革不应成为部分人利益扩张的机会，而是要立足于推进国家整体利益结构的优化。

　　希望这三点能给以后的改革设计者们以提示。

　　记者:杭州的这一改革对其他地方有无借鉴意义，能否在全国推行这种改革?

　　江伟:任何改革的成功之处或失败之处都有借鉴价值，杭州的公车改革也不例外。车改是一项复杂的改革工程，不仅仅是人民币的数字问题，而且要更多地考虑到它背后的观念、利益、民众的期待以及工作的需要等，这些要素都要体现在改革方案中。一方面应该看到，杭州在全市范围内推行车改，有敢为的一面。大家有争议，但争议不在要不要改革上，这说明在公车改革上民众是认同的。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杭州的车改争议大，这是人们在呼吁更完善的改革方案出台的表现。希望我们国家在推进公车改革上推出更成熟、更优化、更全面的方案。(本报记者　李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