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语

　　今年5月6日，美国拉斯韦加斯联邦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洗钱、跨国转运盗窃钱款、伪造护照和签证等罪名，分别判处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前负责人许超凡和许国俊入狱25年和22年，同案被判有罪的两人配偶分别获刑8年。这一举措开创了外逃贪官在国外当地被审理宣判的先例。这会对外逃贪官起到怎样的震慑作用？贪官外逃有哪些特征？面对贪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现状，中国如何应对？

　　贪官外逃问题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据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如今，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量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贪官外逃，个体特征五花八门

　　职业特征。据笔者调查分析，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多发区。银行工作人员、国企负责人在携款潜逃中所占比重大，其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87.5%，其它部门占12.5%。这说明，第一，必须加强对金融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第二，必须加强对政府部门官员及其亲属出入境的管理。

　　职位特征。外逃贪官很多是国企的“一把手”，或者是直接与钱打交道的职员。在国企，这些“一把手”往往同时兼任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多个职位，一些国企的管理体制成了事实上的“家长制”、“一言堂”，如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等。这些贪官的妻子儿女大多移民海外，手上一般持有因公或因私护照。在政府，外逃者多为厅局级干部，主要发生在交通、水利、粮食等领域，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海南省粮食局原局长陆万朝。这些“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力，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当然，在外逃贪官中，也有部分小人物，这些人多为银行职员，如建行东莞分行原金库保管员林进财、陈国强，中国银行南海支行原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携巨款外逃，主要与其职业有关。

　　年龄特征。外逃贪官出逃时的年龄呈现行业特征，即：政府公务员，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年龄为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为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为57岁等；非政府公务员，大多处于30～50岁年龄段之间，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出逃时年龄为38岁，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化学出逃时为43岁等等。

　　显然，政府官员主要是临退位时外逃。首先，年轻的时候，大多具有积极的人生追求，思想健康向上。而到了一定年龄，感到前途无望，思想逐渐退化，最后导致腐化堕落。其次，如果外逃，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逃资金。而政府官员只有在一定的级别后，才有可能聚敛巨额的不法资财。第三，在位时，个别官员可以利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但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从而选择临退位前一走了之。

　　贪官外逃，方式花样翻新

　　调虎离山式：大部分贪官在出逃前，就已作好出逃准备。他们事先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一旦感觉自己的腐败问题可能被发现，就立即藉机潜逃国外。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就是典型。早在案发前，蒋基芳就安排妻子和子女定居美国。

　　暗渡陈仓式：部分贪官利用本单位或自己的关系，在国外开设分公司，然后把国内资金悄悄转移到国外分公司，自己一般经常往来于国内公司与国外分公司之间。一旦自己的腐败问题被发现，就待在国外不回来。原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就是典型。河南豫港公司是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程早前就利用关系，在新西兰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并暗地转移资产，自己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由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程便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

　　顺手牵羊式：部分贪官在与国外的企业或公司打交道时，往往蓄意与这些企业或公司建立非业务关系的其他亲密关系，然后利用这层关系把亲属转移出境。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就是典型。出逃前，“顺便”利用业务关系，先是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不错的生意关系，接着让妻子和儿子打理那里的生意，并获得了美国绿卡。认为条件成熟，董便于1995年逃往美国。

　　金蝉脱壳式：部分贪官办理了很多假身份证，然后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或者偷渡到第三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是典型。杨及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身份不明。她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非她真名。也就是说，一旦她逃到国外，不仅没有海关记录，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易名而居，过上“安全”生活。

　　声东击西式：部分贪官为掩人耳目，常常采用声东击西的伎俩，在打算外逃时，刻意掩饰自己的去向，给别人一种自己没有任何异常举动的假象。原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就是典型。案发前，谢炳峰、麦容辉为了不让他人知道其外逃意向，出逃当天还正常上班。案发后，携带巨额现金，辗转东南亚各地。

　　假途伐虢式：部分贪官事先在国外安排好了出逃地，但为了出逃时不被发觉出逃地，往往不是直接逃到目的国，而是辗转几个国家，最后才到达出逃目的国。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童言白就是典型。早在几年前，童安排妻子孩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2004年1月2日，童从深圳口岸出境，先到达香港，随后转道菲律宾，最后转道澳大利亚，与早已移民的妻子、孩子会合，整个逃亡之旅可谓假途伐虢，费尽心机。

　　贪官外逃，最爱逃向哪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巨款潜逃海外，其去向大体有四类：

　　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其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如谢炳峰与麦容辉、郑治新与李寿云等。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厄瓜多尔、匈牙利等。这些国家是那些办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官员外逃的跳板，一有机会便会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如周长青、陈安民等。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官员来说，上述两种地方是他们所不屑的。他们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纳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也很容易拿到该国绿卡。逃往上述国家的贪官占了很大比例，如：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许超凡，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云南省证券公司原总经理陆海莺等。

　　相当多的外逃官员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香港或新加坡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它国家。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逃到美国的。(王明高)

　　(作者为《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