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已经很严厉，为什么有人不怕？专家指出，关键是贪腐官员被抓比例太小，令其有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治腐必需公众参与，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规定，确定了在《刑法》中增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新罪名。上个月，中纪委十七届四次全会也发布规定，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党员领导干部须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各方面信息表明，反腐工作已然进入制度反腐的新阶段。

　　对这场由上而下吹起的反腐劲风，公众是何反应？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983人参加)显示，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

　　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网络曝光”名列第一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告诉记者，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量刑，在查处一些腐败案件中实际上早已采用。现在“两高”的补充规定是在总结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把它更加明确化，操作起来法律依据更加清楚。“这属于惩治范畴，近年来防治腐败体系确实在不断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则表示，这确实是好的措施，但还是属于末端治理的手段。其实大家更期望怎么从源头上堵住腐败。

　　“惩治已经很严厉了，为什么有人不怕？”蔡定剑发现，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官员中被抓的比例太小，让贪腐分子抱着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需公众参与，而且必须要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与监督。

　　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网络曝光”，75.5%的人选择此项。接下来依次是：“举报”(58.2%)、“媒体曝光”(53.8%)、“信息公开”(48.0%)、“信访”(30.6%)、“审计”(30.1%)。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教师王培荣在徐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从2000年开始，已有过12次民告官的经历。2008年7月6日晚，他通宵发出了几千封电子邮件和帖子，反映时任江苏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的作风问题。一个多月后，董锋被正式逮捕。王培荣也因此被称为“著名网络反腐举报人”。

　　王培荣举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名。即使在网上发帖，他也贴出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会为真实性承担责任，这样也避免造谣诽谤。我不怕承担风险，只要大家都敢站出来，腐败分子肯定会越来越少。”

　　“举报人的目前生存状态很不好。很多怕遭到报复，就带着材料来找我，希望我替他们举报。我只能通过我个人的力量，提醒有关部门重视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参与到反腐败的行列中来。”王培荣说。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从宪法到具体的规章条例，都已经有关于保护举报人的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执行机构有没有明确的责任和足够的权威？是中纪委提供保护，还是检察院？香港的责任就很清楚，由廉政公署接受举报、提供举报保护，所以香港能做到举报信息中70%都是署名举报。”

　　调查中，67.3%的人表示，应该发动全民参与反腐，要做到渠道畅通，充分保护举报人。

　　“虽然反腐过程艰难漫长，但是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公众最急切希望解决哪些腐败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贪污贿赂”(86.3%)，接下来依次是：“失职渎职”(72.6%)，“公款接待、公款吃喝”(70.1%)，“重大事故背后的腐败”(68.5%)，“公费出国、旅游”(68.0%)，“生活作风腐化”(63.2%)，“商业贿赂”(61.9%)，“公车使用问题”(56.9%)，“贪官外逃问题”(55.6%)。

　　任建明表示，反腐败制度推行一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如公车改革，探索了好多年，就是推不动，就是有一个利益问题。“比起查案件，更能反映领导人决心的，是制度建设的推进。因为制度涉及面更大，面临阻力更多。一项制度既需要科学的要求，又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决心。”

　　调查中，67.6%的人希望实行官员问责制，要“一追到底”；59.2%的人期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68.9%的人表示，光建立制度还不够，关键是落实；74.7%的人表示应该加强预防腐败体系，让官员“不能腐败、不敢腐败”；49.1%的人说，光靠社会力量监督是不够的，反腐必须从党内民主建设做起。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很多问题是疾风暴雨般的出现，出现太快、变化太快、问题太多。”王伟说，当前我们还是要从全局出发，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因为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

　　作为中国反腐领域专家，任建明被不止一次地问到同一个问题，“你觉得有希望吗？”提问者的脸上通常写满怀疑。而任建明的回答是：问题虽然严重，但并不可怕。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也是这个状况，惩处了一个腐败丑闻，结果却变本加厉得腐败，走入一个怪圈。但真正把问题的原因找到之后，香港在1973年提出改革反腐败机构，成立廉政公署，怪圈就被打破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本次调查中，95.8%的人认同，反腐是一项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的工作；51.4%的人表示，“虽然反腐过程艰难漫长，但是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我们现在的转折还没有到来。要打破怪圈，就要通过明显的成效赢得群众的支持。群众广泛有效的参与，是反腐败最终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任建明说。

　　这段时间，王培荣一直在关注新出台的一系列反腐政策制度。“为什么我敢实名举报？就因为我对反腐是有信心的，我坚信党和政府会坚决惩治腐败。可能中间会有挫折，但社会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本报记者 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