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庄逢甘、屠善澄、鲍克明……这些航天界响当当的功勋科学家，都曾是钱学森的老部下。11月3日，他们齐聚中国航天科技大厦，追忆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往事。

　　发明“航天”和“导弹”两个词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航天之父”，但没多少人知道，“航天”这个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94岁的航天“总总师”任新民回忆说，过去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词是“空间技术”，也有人用“航空”。任新民记得钱学森说：“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

　　由毛泽东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示，钱学森上世纪60年代时首创了“航天”这个词。一开始还有争议，后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航天部，“航天”就成了通行的叫法。

　　“导弹”这个词，也是钱学森的创作。任新民说：上世纪50年代时有人叫“控制系统”；钱学森发明“导弹”这个词，许多人不赞成。但后来也都这样叫，因为“导”字的确很传神。

　　“将来搞火箭导弹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

　　有一段时期，用液氧和煤油做发动机燃料，是国外热门的研究方向。但钱学森认为，对于战场上使用的导弹，这种方案不实用——“液氧要现装。如果提前装进去，发射时容易漏完。”按照钱学森的意见，中国导弹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作为发动机燃料。

　　任新民说：“美国和前苏联由于液氧实验不成功，改走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的路线。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钱学森的深谋远虑，令许多人折服。火箭发动机专家鲍克明回忆说：“我学的是冲压发动机，钱老有次跟我讨论。他认为，对于速度4倍音速的导弹，煤油还可以，如果速度更高，煤油的热值就不够了。需要加高能燃料。”在钱老的指示下，鲍克明去国防科工委申请材料做实验，好给未来打下基础。

　　几位老人都提到，钱学森说过：“将来搞火箭导弹要靠计算机。”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说：“记得有一次前苏联专家访华，我想向他们要更大的风洞。但钱老说：‘将来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导弹速度一高，要在地面模拟高温系统，风洞要做的很大，不大好办。’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在钱学森的指示下，中国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工作开展很早。如今“数字风洞”的发展证明钱老的判断是对的。

　　许多人都提到，钱老看到国外一些新的技术进展，会提醒别人注意。飞行器控制技术专家曾广商曾在文革时接到钱老的通知——有关专业要关心射流控制技术。而后来证明，这一新技术的掌握，有助于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

　　任新民回忆说，文革时有一次，钱学森听说国外发展核反应堆，还主动去找钱三强讨论，在纸上给钱三强画反应堆和稳定棒。

　　“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一次潜射实验前，要先确定落弹范围。“定大了，人家会笑话；定小了，打不进去出洋相。”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沈新荪回忆说，为这事大家研究了好几个月，钱老经常听取汇报。

　　有一次开会，当汇报到一个地理数据时。钱老打断说：“这个数据，小数点后为什么有四位？这四位是怎么出来的？”

　　大家这才想到，以当时有限的遥感测量能力，数据都不够精确，小数点后四位根本没意义。钱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任新民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只懂理论的科学家。他很讲求实际。”

　　任新民50年代初在国内参照钱学森的书试制导弹。书里提到用沥青等材料做固体火药。但始终不成功。

　　钱学森回国后两人见面，任新民提出了问题。钱学森回答：“沥青是混合物，不是所有沥青的成分都一样。”一言让任新民开了窍。

　　回国第二天就去天安门向国旗鞠躬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原主任屠善澄比钱学森晚回国半年，跟钱学森同住在中关村。钱学森跟他聊天时说：“你呀，回了国，要把国外的思路换个样子。要千方百计为国家服务，研究透了，就要去做。”

　　钱学森问屠善澄想做什么，屠善澄说是教书。钱学森回答道：“有比这个迫切的事。”

　　后来，钱学森筹建自动化研究会，请屠善澄来当秘书。一次，屠善澄代表钱学森出国去参加国际自动化大会。钱学森嘱咐他，千万不要上东德西德问题的套——当时两家都要参加自动化协会，怕有人借此提出两个中国。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提法，还没那么强调，”屠善澄说：“他就和我打了这个招呼。我没犯错误。回来汇报，他很高兴。”

　　钱学森是如此爱国，“他回国后，第二天就带全家去天安门广场向国旗鞠躬。”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说。

　　庄逢甘说：“他常讲：‘外国人能的，我们也能’。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对队伍是一大促进。”

　　100多新来的大学生，他挨个看望

　　1957年，钱学森随中国军政代表团来到莫斯科。鲍克明代表学习航天的留苏学生，请钱学森去作报告。

　　钱学森告诉30多个留学生：一要把基础学好，因为这是管长远的。二是要注意学习导弹的具体技术特点，因为苏联二战后从德国取得了很多火箭工作的成果。报告完了，夫人蒋英还送给学生们两筒龙井茶叶。这次交流鼓舞了留学生们，这些人后来许多成为钱学森的部下。

　　对于青年，钱学森总是格外和蔼，平易近人。沈辛荪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自己在总体设计部时，钱老给年轻人机会，允许每人每星期去他办公室一次，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进去时惴惴不安，怕他这个大名人批评。但钱老总是用温和的商量的语气说：“你这个思路，换一换好不好？”他并不包办，只是启发，让年轻人独立思考。

　　沈辛荪还记得，“刚到国防部五院报到时，钱老到宿舍，一个个看望100多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把写自己的报道扔在桌上

　　“钱老淡薄名利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1990年代曾与钱老合作办讨论班。他谈及了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找到他，提出希望为钱老写传记。当于景元向钱老征求意见时，钱老突然站起来，表情非常严肃：“于景元，你就把讨论班做好，人这辈子做了什么自有定论。我还活着，不要写。”于景元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弄得很尴尬。

　　于景元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名记者写了钱老的相关报道。他刚递给钱老，钱老就顺手扔在了桌子上，“我还活着，写它干吗？”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有一次筹建学会，想请钱老题词。到了钱家，夫人蒋英出来迎接，钱老一直没出来。因为蒋英和梁思礼有世交，两人聊了聊家事，梁思礼就走了。一两天后，钱老捎信向他道歉。

　　“他从来不题词，怕拒绝我，让我尴尬。所以不出来。”梁思礼说：“他做人就是这样到位。”(高博 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