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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身上混合着梦幻与传奇的、让人艳羡的群体。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也是源于对这个群体的强烈渴望。
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浪漫迷人了。严苛的选拔,“与死神擦肩”一般的苦练,跳伞的新奇与恐惧,学习飞行的慌乱,是他们相继要面对的。而与这个职业不可分割的,还有苦行僧般的生活,以及身体承受的巨大损耗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河北) 张鹭(发自吉林)
拓坤每周至少跟家里通一次电话,电话的最主要内容是报告自己平安。家人最常叮嘱的是:开飞机一定要小心,开慢一点。
拓坤每次都要纠正:开飞机又不是开车,其实越慢越不安全。
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在他刚开始学飞行的时候。
“我来学飞行家里觉得挺光荣的,但也还是挺担心。”拓坤说。
他是河北某飞行学院高级教练机团的学员。
如果一切按照他的想象,未来,拓坤将驾驶我军战斗机,“一直飞下去”。
“蓝天在召唤”
一年半以前,原本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就读的拓坤听说空军在招大学生飞行学员,决定报考。
空军招飞的宣传简章上,最醒目的是五个描红的大字:蓝天在召唤。
“飞行员政治地位高,荣誉高,是崇高的职业。人家都羡慕。”拓坤说,他其实很喜欢大海,喜欢海军,遗憾的是“不能飞行”。
在高教团,跟拓坤同届的路虎云、李长霖是陆军学院出身,他们来空军也想进行“不同的尝试”。
在位于吉林的空军航空大学,另一群年轻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2008年5月,面对考官“为什么想当空军”的提问,郑福明的答案简单到贫乏,“就是从小想当”。对天空难以名状的憧憬,让郑福明一直渴望招飞的机会。高考那年,他所在省份并没有招飞计划,郑福明选择了一条曲线道路,他以599分的高分填报了民航大学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其与飞行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相似,大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学飞行。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郝宇加入空军则更像是传承家族血统——爷爷是高炮部队的老兵,所在的营还曾打下过美军的飞机,活捉跳伞的飞行员;父亲曾在某部队雷达班服役。
大二那年,在空军招飞网上,一直搜集相关信息的郑福明看到了招飞的消息。机会源于空军选拔飞行员的新政策。2006年开始,空军招飞局在全国178所普通高校理工类本科二年级男生中试点选拔飞行学员,进入空军飞行院校学习两年,也就是俗称的“2+2”体制。
据说,那一年最初参与竞争的有四五万人。
传说中的空军招飞体检,苛刻到可怕。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计划科科长朱青海觉得,外界对空军飞行学员的体检标准存在误解,像网上传说的“青春痘”“少白头”都会被剥夺招飞资格,朱青海认为这并不属实。
关于对耳洞的限定,朱青海也做了解释:“一个男孩子将来要是成为首长了,耳朵上带个耳洞⋯⋯这个形象不好,同等条件下我们就要考虑(将其淘汰)。但如果不太明显,慢慢能长上,那影响不大。孩子十七八岁,什么想法都有,应该允许他们有想法。”
同年闯过苛刻体检关的拓坤、路虎云、邱海峰等人的理解是:“我们那时,有耳洞肯定是不行的。”
邱海峰连耳压都差点没过关。体检中一个环节是捏着鼻子鼓气,耳膜要鼓起来,就说明耳压符合要求。当时邱海峰憋了半天,右耳膜也没鼓起来。吃完晚饭,七八点钟回到宿舍,别人打牌放松,邱海峰自己在一旁练习鼓气,一直练到12点钟。
“听到耳朵里有响,我知道鼓起来了。”邱海峰说。
除了身高、血压、内脏功能的严格限制,在针对飞行员而设计的特殊检测中,电动转椅是最令人发怵的项目。在转椅转动时,自己还得不停地晃头,这样身体的转动就有了两个轴心,2秒一圈的速度转下来,要站稳已经十分困难。而在面对检测心理品质的飞行模拟器时,他们需要在保持飞机平衡的前提下,记住耳机里报出的数字和屏幕上不断涌现的图形。
体检是进入空军飞行学员的第一道关卡,也是为公众所知的最无情的一道,80%的人倒在预选、初选的体检上;在进一步的全面检测中,身体检查有129个大项,1000多个小项,心理品质测试还有三道大关。种种检查,其标准就是“看你是否适合飞行的环境”。
从2009年开始,空军招飞的视力标准从环形表1.0(即“C”字型视力表,环形表1.0相当于E字表的1.2——编者注)下调至0.8,这是空军招飞体检标准建立以来改动最大的一项,原因是空军正在分机种招收飞行学员。
据朱青海介绍,随着空军招飞的文化水平要求逐年提高(两年里对高考的分数要求提高了近100分,在招收大学生飞行员时则要求其当年高考分数达到本省的普通二本线),身体标准有所下调。这是因为,随着飞行科技的发展,有赖于先进的仪表,“靠目测的东西越来越少。”
经过一个星期的滚动体检,拓坤和邱海峰发现,两辆大巴车拉去的海军工程学院的同学,只剩下8个。而最终走上飞机的,只有3个。
相对于更加严酷的飞行训练,体检显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按飞行学员李新咚的话说,体检过关,“只是说明你可以站在起跑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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