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一号文件”不出意外，仍然锁定农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80后”、“90后”农民工将得到更多的政策关注。(2月1日人民网)

　　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不同，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如何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如何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是个大问题。假如在城市里再搞出个“二元结构”，出现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那是城市之错。

　　其次，城市需要从制度建设上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一方面拆除制度篱笆，比如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让他们从身份上成为新市民，有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提供福利保障，如果没有让农民工取得同等的福利，新生代农民工即便褪去了农民工的标签，也是脆弱的新市民，他们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差距依然难以逾越。

　　最后，城市需要平等赋权，在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的进程中，让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像市民一样的各种权利，最基本的，比如选举权。

　　对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不公平，假如我们还解释那是一个新生群体，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现在我们不能再为漠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找到借口，他们需要的财富和权利的平等，而他们所奉献的城市有义务赋予他们。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