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要点》提出，2010年要继续开展制止公款出国旅游专项工作，继续严格控制和适度压缩因公出国人次数和经费，狠抓因公出国管理制度的执行，继续完善因公出国管理制度，加强对双跨团组的管理，严肃查处公款出国旅游案件。而刚刚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52个“不准”中，也对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公款支付亲属旅游等行为再次明确说“不”。

　　公款出国(境)旅游是个“老大难”问题，年年抓，年年骂，公款游玩照样花。说到底，问题集中在这样两个焦点上：“不该去的人去了”，各类名目可劲儿忽悠，各种项目天花乱坠，不仅本人出去了，还携亲带友，队伍浩浩荡荡；“不该花的钱花了”，不仅超出规定标准，更是奢靡享乐，挥金如土。

　　公款出游乱象，折射出违规者与监管者的力量对比“失衡”。一方面，是制度太松，监督太软，处罚太轻，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公款出游的花样不断翻新，手段不断升级，方式越来越隐蔽，利益链条越来越延伸。

　　比如，有些管理部门对出国申请材料审查把关不严，甚至放行明显违反规定的出国申请；有的对成行团组疏于管理，缺乏监督检查，对擅自延长境外停留时间、违规增加出访地点等问题视而不见；有的对公费豪游官员的处罚“点到即止”，甚至刚脱了乌纱帽又迅速复出；有的纵容外事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组织公款出国旅游，甚至从中牟利，等等。

　　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指出，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治理公款出国旅游，党纪国法早已不乏明文规定，更不乏三令五申。而现实中，却一边是“乱”，一边是“软”，“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制度执行力，焕发治理力量的“虎威”。

　　针对“人太滥，钱太费”的问题，要念好“紧箍咒”，从严从紧，把好审核关，砍掉那些不必要、没价值的出访项目，排除那些与公务毫无关系的“闲杂人等”，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人数、数量和规模；还要严格控制经费使用，每人每天花多少，每事每项用多少，都应精细量化，把标准定得明确一些，简朴一些，就低不就高。

　　更需祭出“照妖镜”，讲究务实公开。出访项目有无价值，出访行程是否合理，邀请函是否真实，出访活动是否与任务一致，考察报告是否属实，经费来源有无问题，经费使用有无水分，要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和问责机制，更要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公开，接受方方面面“火眼金睛”的鉴别。

　　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监督力量像一面新锐的明镜，在治理公款出国游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威力。浙江温州、江西新余、广东肇庆端州、广州海事法院等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先由网友曝光旅游行程、经费等详细资料，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随后迅速得以查处。这说明，社会监督有其独到的作用和功能，而这种力量一旦与内部监督对接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监督效力。提高制度执行力，不仅要用好内部的力量，更要向整个社会“借力”，形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更营造长流不息的长效治理态势。

　　总之，提高治理公费出国游的制度执行力，就是要通过严格、精细、公开的监督管理，加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问责，凝聚党纪、法治、舆论、媒体等各方的反腐力量，使公款旅游、公款消费不再是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把因公出国从福利、照顾、待遇、权钱交易形式等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公务活动、学习研究、增强本领的本位。(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