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大米也转基因了吗？

　　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两会期间，包括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内的120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转基因主粮的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农民和消费者的视角审慎地看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实惠和风险各自何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又该在这场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为，这样的审慎，换来的必然是更透明的决策、监管以及中国人更健康的未来。

　　稻田里的暗战

　　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

　　本刊记者/庞清辉(发自武汉)

　　湖广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汉，在一场暴雨后气温已经接近30度，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着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

　　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

　　“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

　　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老稻米的种子已难找到

　　50多岁的董克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回忆起父辈们种水稻时，董克江记得都不撒农药，稻田里甚至可以养鱼。秋收的时候，掀开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来。

　　“那时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饭。”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时候家里种的老品种的水稻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亩产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时候虫害少，和虫战斗的方法则只是简单的灭杀(点诱蛾灯)，“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是当时益虫多，保护得好，大部分还是留给了我们。”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广了一种可以高产的“农垦五八”稻种，这种水稻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病虫害肆虐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虫繁殖能力本来就弱，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这样一来，原来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过了几年，董克江的父亲觉得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农药的老品种来。董克江和他的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讨回了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别的田里的虫全都往这个田里跑，还是绝收了。”董克江说，如今这些老稻种已经没有了。

　　但是，让董克江父亲怀念的常规育种培育，在政府研发层面却一直未成为主流。“‘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2010年两会发言中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以后，他特别想多保存各种作物的老品种。他在山东调查时发现，种植过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如今想种传统的棉花，种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