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的热播剧《潜伏》中，主人公余则成以其大智若愚的敏锐、超强的应变能力周旋于狼窝之中、玩敌特于股掌之间，故事情节与个人演技令人拍案叫绝，“潜伏”成为社会热词。然而到了2009年这一落马贪官“层出不穷”的一年，我们发现，原来能玩“潜伏”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贪官基本上都是玩“潜伏”的高手——到被查出问题时，他们其实已经腐败很多年了。他们一身“潜伏”的功夫是如何炼成的?为何总能突破重重制度防线大肆敛财?

　　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

　　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当前，贪官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某些贪官精于伪装，穿上了厚厚的“马甲”，可以成功潜伏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不被发现。

　　有专家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腐败潜伏期在逐渐增加。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达到了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贪官腐败的潜伏期在延长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都加大了治理腐败的力度，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贪官潜伏期延长的呢?

　　贪官潜伏期在逐年延长，有腐败行为本身的原因，也有腐败发现、调查和惩处环节的问题。

　　随着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查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初期，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直接腐败比较多，现在这种很明显、很直接的方式基本上不存在了，而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的特征。有的腐败分子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腐败手段从非法转向“合法”。比如挪用公款时并不直接把公款给个人，而是存进银行，然后以公款存单作抵押并由银行贷款给个人;有的腐败分子在受贿问题上坚持 “四不要”的原则：第三人在场时不要，不信任的不要，事没有办成的不要，物品不要;还有的腐败分子为了防止被录音索贿时采用正话反说、写字条、打手势等方式。这些都增大了腐败行为的查处难度。还有一种特殊的腐败形式——期权腐败也是导致贪官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投桃，今日报李”是期权腐败的一种典型表现。许多官员在位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离任或退休后再完成钱权交易。

　　2009年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原副县长、六合区原副区长刘有贵，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南京下关区法院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2002年底，他不顾各级领导的挽留，执意辞官下海，借来400万注册资金，自己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之后这位“激流勇退”的前“县太爷”利用与在位的朋友的“亲密关系”，摇身一变，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资产过亿的“大地主”。正因为期权腐败具有相当强的隐蔽性，部分地方纪检监察部门出台了严厉惩治期权腐败的规定。

　　贪官的伪装程度越来越高，发现腐败变得越来越困难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前腐后继”接连落马的3任交通厅长，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但是一任比一任腐败。首先是曾锦城以“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张昆桐喊出异常响亮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二人落马后上任的石发亮喊出的口号更是令人振奋：“一个‘廉’字值千金。”而事实上石发亮腐败的数额和手段的恶劣远远超过前两任。这些腐败分子越来越善于伪装，“台上是孔繁森，台下是王宝森”，只到东窗事发之时才暴露其真实面目。

　　腐败呈现集团化趋势，腐败分子建立了严密的关系和厚厚的保护层

　　2004年2月12日在济南被执行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市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建立了一个队伍庞大、生死与共的“腐败联盟”，其持续作案时间长达10年。集团腐败成员之间的相互包庇，结成攻守同盟，是集团腐败潜伏期较长、不易发现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

　　腐败分子通过十分隐蔽的方式干预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腐败分子通过十分隐蔽的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如跨国行贿等，使查处腐败的难度加大，导致潜伏期延长。近年来，跨国公司行贿案逐渐浮出水面，其潜伏期也较长。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商——美国德普公司位于天津的子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为了推销产品通过现金回扣方式向中国国有医院的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2年!

　　反腐败的一些体制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使得打击腐败的及时性、有效性也出现了滑坡的状况。反腐败体制性问题直接导致腐败的发现率不高、立案难、调查难和惩处难的现状。一方面反腐败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足够的能力。尽管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反腐败体制的改革，但是反腐败机构缺乏独立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同时，反腐败机构也缺乏相应的必要的资源和能力，从而使得腐败案件的查办和惩处受到一定的干扰和制约。另一方面，群众难以参与反腐败的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这也是导致贪官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监督和举报应该是提高腐败发现率的一个重要渠道。

　　例如廉洁程度较高的香港有97%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而内地官员腐败案则远低于这个数字，内地官员尤其是高官被发现腐败问题，多是“拔出的萝卜带出的泥”。内地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和举报的效果都不尽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举报人的保护，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现象比较普遍。

　　当前，网络监督对提高腐败发现率、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由于网络监督的成本低、便捷性高，网民可以很方便地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相关线索公布于众，大大降低了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大幅提高了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现实中许多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尽快出台一系列规范网络举报和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和法律，让更多的群众更积极有效地通过网络参与反腐败斗争，让腐败分子陷入网络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伸手就被捉”，使贪官潜伏期无限接近于零。(杜治洲 任建明 作者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