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主任、工会委员、生产线课长……3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在深圳两会报道第一天就吸引所有媒体目光,然而3天过去了,她们的声音在媒体报道上并不多见。在人大代表建议案电脑系统里,截至昨日仍未发现农民工代表提交的建议案,在分组讨论现场,她们基本上保持沉默。(6月3日《南方都市报》)

　　农民工人大代表谢素珍说:“主要是第一次当人大代表,不懂的地方太多,需要多想想、多学习”,而农民工人大代表姚琼英则说:“我主要是听老代表怎么提建议,怎么讨论,怎么当好人大代表,自己还在摸索。”面对“农民工代表还没适应发言”的现实,或许有人会认为,社会为“农民工人大代表”的欢呼声可能出现得太早了。

　　笔者以为,欢呼“农民工人大代表”并没有错,因为隐含其中的进步意义明显可见。

　　民主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民主的层级越多,上层代表与基层选民的联系就越疏远,上层代表对基层选民的利益代表机制就越松散,这导致了虽然农民工利益不容忽视,但社会却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工诉求的情况；而让其他群体的代表替农民工说话也只是隔靴搔痒:没有冲突时,其他阶层的代表会基于责任感替农民工说话,但发生冲突时,代表却只会站在自己阶层的立场上讲话。因此,“农民工人大代表”的产生意义不容忽视。

　　更何况,长期以来,农民工利益表达的困境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他们的话语权得不到保证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社会也应认识到,“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出现不意味着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困境可以随之消解,因为表达是个权利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对农民工人大代表来说,就是一个议政能力的课题。本则新闻中,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沉默,就是议政能力缺失的表现。

　　就笔者的看法,当下社会应放弃以优秀人物来衡量人大代表的做法,换之为将议政能力作为衡量人大代表好坏的标准。毫无疑问,就当下社会环境来说,人大代表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组成的,但是,一个行业的优秀人物不一定都具有优秀的议政能力。从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要求出发,“农民工代表”并不见得就能代表或者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假如他们缺乏议政能力的话。如果农民工代表也如其他代表一样认为人大会议也就是一种民主形式而已,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发挥真正的参政议政作用的话,在笔者看来,社会就有可能陷入为“农民工代表”欢呼的陷阱之中。

　　民意能否得到表达,能否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以及民意表达发生效能的情况,都是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农民工人大代表拥有相当议政能力的话,也就消除了沉默现象,更消除了“农民工”的符号象征,这在笔者看来,才是社会的幸事,国家的幸事,更是农民工的福音。

　　代表的“农民工”符号不能遮蔽议政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议政能力不仅是“农民工代表”的考题。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