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日本外交方针转变的背后凸显东亚新局面

　　中新网1月2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6日刊出社论《东亚新局面下的日本》说，日本在中美确定双边合作关系后提出以经济为主的新外交方针，反映出东亚形势的转变。日本富有政治企图的“援助外交”因形势变化难以为继，只能让位给缺乏政治野心的“经济外交”，很明显，“援助”变“经济”的转变与日本实力消长息息相关。

　　文章摘编如下：

　　日本外交部长前原诚司前日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强调日本要走以经济为主的外交路线，正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取得外交默契之后，时机点上无疑更加让人关注。经历了1980年代经济崛起后要成为“正常国家”，1990年代的经济不振，以及2010年明显要拉拢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日本在中美确定双边合作关系后提出新的外交方针，反映的也是东亚形势的转变。

　　前原的“经济外交”有两个清晰的目标，一方面是寻求日本输出技术的市场，另一方面要保证日本原材料海外供应的稳定。他主张日本到新兴国家推介高铁及核电厂生意，并同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资源外交。他还表示，会亲自带头向亚洲、中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大力推介日本技术，表明要抢滩海外基础建设市场的决心。

　　与自民党的“援助外交”明显不同，“经济外交”单纯地着眼于日本的经济安全利益，不再强调外交上的政治面向。1980年代的“援助外交”代表的是日本经济实力壮大后，急需建立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对外政策。虽然当年的海外发展援助(ODA)也包含了开拓日本产品国际市场的用意，但政治意图明显，最终是希望能成为“正常国家”，在政治上摆脱美国而获得完全的独立。

　　“援助”变“经济”的转变当然与日本实力消长息息相关。正如前原在演说里承认，日本的国内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因此运用对外经济援助资金时必须考虑回报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229%；同一年预算中由国债筹措的资金也已超过税收。如果情况恶化，其主权评级有可能面临降级风险。富有政治企图的“援助外交”因此难以为继，只能让位给缺乏政治野心的“经济外交”。

　　东京外交方针转变的更大背景，当然是美中两强达成合作共识的结果。此前美国分心于反恐战争及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持续崛起，加上两国又缺乏外交默契，一度使得中国周边国家感觉到有必要“选边”的外交压力。在那种氛围下，于2009年结束自民党统治的民主党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于是提出了建立“对等日美关系”，要求美军军事基地普天间机场搬迁，乃至主张不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政策提出后，日本在外交上又开始摆回美国。在延坪岛事件后不但举行了规模庞大的美日军事演习，还让韩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共同参加，明显深化日美同盟作用。首相菅直人前日在国会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更形容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础”，并将在今年访美时提出21世纪的日美同盟蓝图。

　　日本在中美之间摆荡，固然可以归咎于其政治上缺乏完全的自主，但也同美中关系不稳定，为东亚局势制造太多不可知因素不无关系。随着美中取得外交共识，确定未来几十年的双边合作，自然也消除了困扰东亚的变数。对于日本而言，这意味着它无需在两强之间不断猜想，也不必对未来有不实际的幻想，因而能够比较专注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对很多新兴及发展中国家，日本依然有许多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其经济发展虽然因为一时管理不当而受挫，但瑕不掩瑜，在科技、制造、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还是先进的榜样。当然，日本还需要克服国债及通货紧缩的双重挑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长期隐忧。作为东亚传统文化遭破坏程度最小的国家，日本也为东亚文化复兴保留了最大的可能性。配合中国的崛起，这一复兴将为人类文明增添宝贵的资产。日本因此无需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