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美高层着手“合作与竞争”管理的背后

　　中新网1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出评论说，中美联合声明中关于框架目标的确认，实际上是为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和摩擦划界设限，防止良性竞争发生恶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管理模式对中美两国处理其它领域的竞争关系，同样具有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访美其意义尤在中美合作促进与竞争管理的机制性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文章摘编如下：

　　2011年1月18至21日，胡锦涛主席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再次通过联合声明，把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具体化，提出两国将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未来较长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基调。但若考虑到此次高访的远近背景，其意义尤在中美合作促进与竞争管理的机制性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去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的轮番冲击，两国关系震荡起伏，以致人们开始担心中美关系是否真的面临着拐点问题。前不久，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倡导制定中美“联合宪章”，防止中美发生敌对性竞争。基辛格亦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呼吁中美确立“太平洋共同体”概念框架，建立合作促进与处理分歧的长效磋商机制，防止两国陷入冷战。由此不难看出，中美关系在历经三十年总体稳定的发展后，的确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历史节点。

　　过去，人们在看待中美关系起伏动荡的时候总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如今对中美两国而言，这种粗放经营的态度似乎已经不合时宜，具有战略眼界和策略艺术相结合的、细腻的合作与竞争管理，或称中美战略关系的“危机管理”，已成时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本次中美首脑峰会开始着手规划中美合作与竞争的良性机制，或至少在为此准备尝试性的发展空间。

　　协调行动共同营造国际空间

　　首先，两国以罕见的协调行动为提升中美合作共同营造国际空间。

　　在胡锦涛访美前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蓝厅论坛”中表示中国从来都不赞成“中美共治”；希拉里亦称“不存在G-2，中美两国都不同意这种想法”。中美官方同时对“G-2”构想表态反对这当属首次，这可以说是中美合作目标更趋务实的结果，但显然也是有意打消世界其它各方对中美提升合作可能存在的疑虑。在联合声明中两国还首次共同表态支持欧洲稳定经济的努力，同样体现了对第三方感受的照顾。

　　其次，中美首脑峰会初露机制化迹象。

　　在美中战略疑惧加深的敏感时刻，战略互信的培育尤显重要，中美首脑峰会作为两国战略关系的校正器，对于两国减少误解、误读、误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保”主要由两国首脑峰会承担，美国更视中美关系对21世纪的世界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对关系，但两国首脑峰会至今仍无机制性安排。本次中美联合声明把促进高层交往作为专门问题提出，强调强有力的中美关系离不开高层交往，密切、频繁、深入的对话对推进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发展十分重要，并本着这一精神，对两国元首的未来会面做出安排。这或许提示了未来中美元首会晤朝着机制化发展的趋势。

　　中美军事互信机制的健全化

　　第三，健全中美军事互信机制的大门正徐徐开启。中美军事关系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美国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与世界多个大国建有“2+2”高层会晤和磋商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2+2”机制，但它是“外长+财长”的对话机制，中美国防安全领域的此类对话机制至今仍是空白。对此，中美联合声明称，“中美两国确认，一个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是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关于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各层次的实质性对话和沟通，以减少误解、误读、误判，增进了解，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靠发展。”这一表述为中美军事合作促进机制的未来发展预留了足够想象的空间，起码为此留下了足够的尝试性发展空间。

　　确认经济竞争管理的框架和目标

　　第四，中美有意识的经济竞争管理迈出实质性步伐。日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说中称，“相互竞争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人就会有竞争，但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去竞争会更有利一些。”奥巴马在联合记者会上亦称：“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既需要有合作的精神，也需要有友好竞争的精神”，“健康的竞争能够促进两国的创新，从而变得更富竞争力。”无论“友好的竞争”还是“健康的竞争”都对竞争的管理与规范提出了要求，国家间总体无序的竞争随时都有滑向战略竞争甚至是战略对抗蜕变的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其间绝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实际上，正是本着防止中美竞争不可抑制地滑向战略较量和对抗，本次中美首脑会晤在管理中美经济竞争关系上已经有意识地迈出了重要一步，即双方确认将“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通过这种框架目标的确认，实际上是为中美两国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和摩擦划界设限，防止良性竞争发生恶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管理模式对中美两国处理其它领域的竞争关系，同样具有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刘飞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