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扬州地区活跃着一群不流于俗、风格独特的书画家，被人称做“扬州八怪”。这“八怪”所指，尽管有几种不同说法，但其中都有郑板桥的名字。这是因为，不管从声望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郑板桥都是“扬州八怪”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其实，郑板桥不但在艺术上独辟蹊径，有其怪异之处；在为人处世上，也常常与众不同。尤其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为政办案，都有许多“怪招”。
巧计妙法惩盐商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郑板桥从山东范县调到潍县任知县。潍县地处渤海南岸，自古盛产海盐。然而具有丰厚利润的盐业却多被官府和盐商霸占，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为了谋生，一些穷苦百姓只能偷偷地贩点私盐救急，却常常受到盐商的欺压。对此，郑板桥非常气愤。他在《潍县竹枝词》中写道：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豪富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被人拿。
行盐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贫。私卖怕官官卖绝，海边饿灶化冤磷。
有一次，某盐商将一个贩私盐的小贩捉到，扭送到县衙要郑板桥处置。郑板桥本来就痛恨这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盐商，但碍于当时的法律，他又不能不管。他见那小贩衣衫褴褛，形容凄苦，知其为穷苦良善之人，顿生怜悯之情。于是他心生一计，对那盐商说，我要对他严加惩罚，给他戴枷示众。那盐商听了十分高兴。于是郑板桥命人找来芦席，编成一个高八尺、宽一丈的大枷，中间挖一圆孔。他又画了许多竹子和兰花贴在枷上，然后让小贩将头钻进大枷的圆洞中，站在盐商的店门口示众。大枷将盐商的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前来观“示众”的人山人海，一天到晚络绎不绝，使盐商无法营业，损失很大。过了不长时间，盐商就受不了了，只得苦苦哀求郑板桥，撤销对小贩的惩罚。郑板桥见打击盐商的目的达到，这才撤掉大枷，释放了小贩。从此，盐商对小贩的欺压便有所收敛。
明断僧尼风流案
郑板桥虽是封建官吏，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对一些封建旧礼教敢于大胆反对。
据《小豆棚杂记》记载，在潍县某处，有两处庵寺“门当户对”，僧尼比邻而居。有一对妙龄僧尼经常来往，日久生情，不免坠入爱河。有一次，他俩约会时，被当地好事者捉到，以“有伤风化”为名，捆绑到县衙，请求县太爷发落。郑板桥升堂后，问明来由，见二人老实本分，并非淫荡之辈，遂生同情之心。他想，妙龄少年，男欢女爱，此乃人之常情，何罪之有？纵是僧尼，也免不了七情六欲，也要食人间烟火。想到这里，他对二人既不打，也不骂，在征得他俩同意的情况下，令二人还俗，结为夫妻。怕空口无凭，他又取来纸笔，郑重地写下判词：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祧。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戏送“厚礼”刺钦差
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一向自律甚严：“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收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鬻书卖画，收入较多于廉俸数位。”(《家书》)同时，对那些以权谋私、坑民害民的官吏，他又十分痛恨。他把贪官污吏比作残害百姓的豺狼：“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悍吏》)，每遇他们敲诈勒索时，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回敬”。
有一次，一个钦差大臣到山东视察，在各地明里暗里地受贿敛财。当他来到潍县时，虽知郑板桥为官清廉，仍不肯罢休，千方百计地作出暗示，想从郑板桥这里捞点“外快”。郑板桥也心领神会，待钦差要离开潍县时，便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大礼盒。钦差见大礼盒沉甸甸的，料定里面一定装了不少白银。待送礼人走后，他兴高采烈地打开礼盒一看，立即傻了眼！原来，食盒里装的不是银子，而是一些潍县特产大萝卜！里面还附了郑板桥写的一首诗：
东北人参凤阳梨，难及潍县萝卜皮。
今日厚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
钦差看了又气又恨，想报复郑板桥，但又苦于一时抓不到把柄，只得哑巴吃黄连，把一腔怒气憋在心里，灰溜溜的返回京都。
从以上点滴趣事可见，郑板桥确实很“怪”。但他的怪，既非旧官僚的古板偏执，也非新官员的虚伪作秀。它是对贪腐的仇视，对弱者的同情，对百姓的关心，因此深得民心，合乎民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戴永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