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翻译点烦”论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杨绛在其所撰的《翻译的技巧》一文中称：

　　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一)“点烦”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颠倒，也不能连接为一句，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二)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

　　这便是人所共知的杨绛“翻译点烦”论。窃以为，这短短二百七十一个字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何谓点烦；二是点烦的目的，三是点烦乃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四是点烦的具体操作。显而易见，“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顾名思义，便是“简掉可简的字”，其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杨绛不仅从理念上标举出翻译点烦论，而且尽力践行，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所译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即是一个突出的明证。是译初本凡八十余万字，杨绛经过一番认真地点烦，一举去除十万字，形成了七十余万字的定译本，于一九七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梓行，首印便是十万套，眨眼间即售罄，由是诸多荣耀滚滚而来，先是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接下来又获“西班牙国王勋章”。

　　笔者曾拜读过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深深为其精湛的译艺所折服。现不妨从是译第一章撷出一节作为例证：

　　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可怜家伙梦想凭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的皇帝。他打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要把心愿见诸实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长年累月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他用尽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发现一个大缺陷，这里面没有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光有一只不带面甲的顶盔，他巧出心裁，设法弥补，用硬纸做成个面甲，装在顶盔上，就彷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他拔剑把它剁两下，试试是否结实而经得起刀剑，可是一剑砍下，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为扫兴。他防再有这种危险，用几条铁皮衬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它是坚牢的、带面甲的头盔。

　　译文明快、流畅、洗练的特色无不渗透在每一句的字里行间，这分明就是杨绛认真而细致的点烦功夫所致。翻译家董衡巽曾叩问著名学者朱光潜教授：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稍加思忖后，缓缓答曰：“就小说散文而论，当首推杨绛。”美酒醇，尝一滴可知其甘；冰山阔，观一角可知其大。今读杨氏是节译文，有谁不感叹朱光潜教授的答复非虚妄语耳？

　　今年七月十七日系杨绛先生百龄大寿喜日，笔者仅以此千字小文并诗一首向老人家表示虔诚的道贺与祝福。诗云：

　　万里风鹏气势雄，妙笔生花四海惊。

　　能探西域无穷趣，绘出华章映彩虹。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郑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