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候,很多学校被逼停课,改教日本文。但许多家长不愿意孩子接受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干脆把孩子送去私塾,在那里继续求学,学习中文。
那个时候,牛车水就出现了好些私塾,招收住在这一带的孩子。我读的是长泰街(福建街上段Upper Hokien Street)有恒学校,是知名私塾。当时的私塾还有:设在摩士街(Mosque Street)2-3号楼上的崇德学校,人们习惯叫它刘溥天,是办学者的名字;在士敏街(史密斯街Smith Street)有通志学校分校。总校是在庙仔街(硕莪街Sago Street)“生鬼昌凉茶铺”楼上。通志的校长是梁新民。梁先生有一副沙哑的声音,很多人就以“豆沙喉”这个绰号来叫他。士敏街19号是维德学校 (是后来新乐摄影室二楼),以及在33号东兴茶室二楼的冠英学校等等。至于在广合源街(宝塔街Pagoda Street)有再勤学校,其隔邻曾是猪仔馆。再勤是唯一设在店铺楼下的私塾。而登婆街(邓波街Temple Street)原来有展纶学校,是名儒谭展纶(1898-1977)创办的,后来搬到大马路的另一边的客纳街70号(Club Street 人称大门楼)。
除了展纶学校,客纳街也有好几间私塾,如冯翘锐夫妇所办的翘锐学校(87号),兴华学校(85号)等等。我的几个弟妹曾在展纶学校启蒙。在现在的珍珠大厦后面有少卿学校,但甚少人知道或记得。
私塾传承了中国传统私办教育机构的模式,教授四书五经。和平后,教育部规定学校必须有一定课程、课室、学生人数和操场设施等条件,这些私塾因为难以符合要求,加上家长纷纷让孩子报读正规华校或英校,私塾便面临淘汰的命运。
这些私塾校长,学问渊博,满腹经纶,应该在大学或研究院担任教授才是。可惜生不逢时,当时中国局势动荡,移民到此,只好教学糊口。要他们教导几岁蒙童,总为他们大材小用,怀才不遇觉得惋惜。但是他们的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是老师们的典范。
在新加坡的教育发展史,私塾扮演过重要角色,有一定的贡献,是不应被遗忘的。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文/幼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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