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治吏说蔡襄

　　蔡襄，字君谟，福建仙游人，是北宋一代名臣。他十九岁中进士，同年冬授漳州军事判官，由此步上仕途，历任朝廷诸多要职，并多次外放京都开封、福州、泉州、杭州等名郡主持政务。他为官三十七年，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在反腐倡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良方，为北宋王朝澄清吏治、缓和阶级矛盾作出一定的贡献。

　　蔡襄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转衰、危机重重的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困难，夷狄侵侮，生民重困，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渐加剧，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目睹时艰，面对困厄，作为一个忠心爱国的政治家，蔡襄忧心如焚，力主社会改革，呼吁朝廷更张以救其患，安民济世。

　　北宋吏制之混乱，官僚机构之臃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突出的。针对朝中大臣日益腐败的现象，蔡襄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认为如不及时加以剔除，为蠹实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吏治的混乱与腐败，根源在于北宋朝廷实行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和“恩荫”的特权制度。所谓“磨勘法”，即朝廷官吏，不管政绩、才能如何，混上三年五载，就可以照升不缺。其结果是“奇材异绩，不闻奖拔；贪墨昏耄之人，曾经免罢责罚”，“使天下贪廉混淆，善恶无别”。所谓“恩荫”，就是北宋朝廷给予封建官僚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不仅“恩荫”本朝的官员子孙，而且还荫及前朝的官员后裔。这种恩荫得官的用人政策，危害极大，既徒耗无穷经费，又竭民力以养冗官，也导致吏治腐败，官僚队伍庞大，甚至还压制和埋没人才。因此，蔡襄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改革吏治，首先就得取消“磨勘法”和“恩荫”特权，“渐节其所取之路”，裁汰冗官，整肃朝政。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在朝官吏人人砥砺廉隅，改变因循守旧的腐朽作风，收到兴利除弊之效。

　　蔡襄深知，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治国莫过于倡廉惩贪”，因此，为了整顿吏治，消除腐败，他一方面主张要加强监察机关的职能，整肃法纪，建议朝廷经常委派按察使巡视天下，“求访阙失”，以便及时发现“官吏贪残而不纠，刑狱冤枉而不治，赋敛繁数而不均，徭役频仍而不息，孤独无所归，朝廷之惠不逮与下，万民之情不达于上”的情况，实行“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的措施。同时，他还认为，按察使应该负责“恤穷民，除恶吏，举才能，收滞逸”，具有黜免官吏的权力，以提高监督效力。另一方面，他还主张要把好选人用人关，选贤任能，任用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执政大臣与郡县守令，强调“得人则治，其失则危”，以此来清明政治，安定民生。

　　此外，面对当时社会礼义轻薄，看重财利，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各级官吏以权谋私曲狱受贿，豪富之家纵欲相矜奢侈无度等腐败现象，他提出要“跻俗于礼，立经制，兴礼让，兴儒学，敦教化”，建议政府应明令戒谕来解决，提倡俭约之德，惩戒奢侈浪费，主张将儒家思想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强制力相结合，从而达到匡正鄙俗、遏制腐败的目的。虽然这种主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不失为一种净化社会空气、缓和社会矛盾的良法。

　　蔡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吏治、反腐倡廉的“妙方”，而且在实践中还严以律己，身体力行，积极贯彻实施，以消除腐败丑恶现象。如庆历四年，他刚直不阿，不循私情，上疏乞罢自己座师、时为宰相的晏殊──不谋其政国事，唯图家俬置业，强占田产，建盖府第。在蔡襄等人的多次弹劾下，晏殊因以权谋私终于被罢相。至和六年，蔡襄到被历任官员视为“难治而易以毁誉”的开封府任知府，任职期限虽短，但他同样不避权贵，大刀阔斧，采取有力措施，惩治污吏庸官，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嘉佑二年，他第二次知泉州。上任伊始，便着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如对贪赃枉法的晋江县令、宰相章得像的侄儿章供之“按以赃罪，坐废终身”，把章供之革职为民而大快人心，万民拍手称赞。显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蔡襄为了维护北宋统治而惩治腐败的勇气和决心。

　　纵观蔡襄一生，他为官清廉自守，品行端正，史载他直到晚年仍家世孤贫。在宋廷腐败的社会环境里，他能够始终保持廉洁操守，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始终坚持反腐倡廉，不徇私情，不计得失，这着实难能可贵，令人钦佩，无怪乎后人称他是一位“一身藏正气，两袖重清风”的好官，此言当属不诬。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