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时间：1913年3月20日晚
●案发地点：上海北站检票口
●出场主角：宋教仁、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
引子
宋教仁遇刺，举国震动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左右的上海北站显得热闹非凡，宋教仁、黄兴、廖仲恺等都聚集在此，准备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车北上北京。
晚10点45分，当宋教仁被黄兴等人簇拥着走到检票口时，忽然背后中了一弹，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忍痛不住，靠在铁栅栏上，凄声说道：“我中枪了。 ”正说着，又闻两声枪声，车站顿时大乱，刺客乃趁机逃去。于右任等赶来急忙送宋教仁入沪宁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愤填膺，情不可抑。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震动，舆论大哗。国民党人认为此案的幕后黑手，一定是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待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授意黄兴拟了一份电文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
本期阵眼
是谁杀死了“国民党教父”宋教仁？
刺客为啥在弹头上涂毒，非要置其于死地不可？
刺客如何知道宋教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并在火车站实施枪击？
刺客又是如何在狱中暴毙的？
谁是“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有几种说法？袁世凯指使手下策划暗杀行动了吗？
获邀赴京，宋教仁车站遇刺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尽管进步党方面有梁启超这样的老牌宪政专家操盘，但宋教仁的实战能力似乎更胜一筹。 2月，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2月1日，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湖南老家桃园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是宋教仁在杭州休憩时留下的一首诗的最末一句。此时的宋教仁，完全陶醉在一展抱负的豪情壮志之中。
3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
临行前，曾有好友提醒宋教仁提防“些许小人”对他有“不测之危险”，但宋教仁笑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
3月20日晚10时45分，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到上海车站，为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刚进入月台入口，枪响了。
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宋教仁传》)。 ”凶手趁乱逃走，人们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
直到临终，宋教仁也不认为自己是被袁世凯刺杀的，因为他被抢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大总统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传》)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宋教仁其间几度昏迷，22日凌晨，“国民党教父”宋教仁与世长辞。
蹊跷案情，刺客狱中暴毙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医生在对宋教仁实施手术时，发现弹头上有毒，可见刺客是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刺宋”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袁世凯随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急电，要求“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大血案很快就有了眉目。 3月23日，一个自称古董商的河南人王阿发主动向上海租界巡捕房报案，称10天前老主顾应桂馨拿了一张照片让其杀人，许诺事成后给1000元酬劳，但王阿发没有答应。王阿发指认，应桂馨当时所示照片之人就是宋教仁。
巡捕房立即展开搜捕，当天在湖北路一妓女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巡捕又在应桂馨家将刺客武士英捉拿归案。在应宅，还搜出了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密电本及多份电报。
武士英其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当兵，历任营长等职，退伍后流浪到上海，失业。审讯时，武士英将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名下。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浙江人，有资料显示他曾是同盟会会员，跟随陈其美参加革命，担任过孙中山总统府庶务科长，“刺宋案”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后得到袁世凯赏识，其时为内务部秘书。
经多方交涉，4月16日武、应二人被从巡捕房移送到上海地方监察厅看管。但4月24日，武士英突然中毒死亡。据史学家陶菊隐《北洋史话》描述，应桂馨在牢中过着舒适生活，居然能抽大烟。武士英暴毙后，法院怕应桂馨也来个死无对证，禁止其再抽大烟。
5月8日，上海法院发出传票，要求涉嫌此案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兼任内务总长)、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到庭对质。
但洪述祖逃到了青岛租界，赵秉钧称病拒不出庭。
一个躲进了租界，一个躲进了医院，“刺宋案”的司法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很快，随着“二次革命”的爆发，“刺宋案”不了了之。
探究
宋教仁为啥招来杀身之祸？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一时风头甚劲。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惮。
不久，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氏政治前途如日中天，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一语中的：“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这正道破了问题之要害。
其实在袁世凯眼里，孙中山并无多大威胁。孙中山只是宣传自己的主义，不外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而被评价为“议会迷”的宋教仁则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在各地演讲中，宋教仁极力宣扬将总统改为没有实权的虚位领袖，甚至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宋教仁屡屡言辞激烈，因而国民党内不少人很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然。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宋教仁死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深刻认识，在全无民主经验和训练的彼时中国，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当政者视为最大威胁。其实，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握有的资源，远胜于国民党，但由于对新兴的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视，袁党没有在大选中下力竞选，因而输给了深谙此道的宋教仁。
虽然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宋教仁遭暗杀，“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幕后真凶说法有3种
对于“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大约有三种说法。
●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黄兴。宋教仁死后，黄兴撰写挽联，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
这种说法流传最广，但因为没有一个证据表明此事与袁世凯有直接联系。据章士钊回忆，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来，他正和袁世凯一起用餐。袁世凯看完电报后叹息说：“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
一声叹息，袁世凯是故作表演还是真情流露，不得而知，但不妨推测一下，即使宋教仁到京组阁，袁世凯身为总统，手握军权，尚有回旋余地，似乎犯不着暗杀。
●为赵秉钧擅自将宋暗杀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宋教仁进京组阁，第一个下台的是赵秉钧。据公布的应、洪之间电文显示：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
转呈，就是呈给洪的上级，那只能是赵秉钧(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但所有电文均为隐语，并没有指名道姓，赵秉钧为元凶也只能是猜测。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其相位，而趁机除一切劲敌。 ”(《袁氏当国》)
但据民国要人张国淦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北洋述闻》)
由此来看，赵秉钧对宋教仁遇刺似乎并不知情。
●刺宋元凶是国民党人陈其美
一些史学家推测，陈其美之所以暗杀宋教仁，缘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很好。今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就采取了这一说法。
由于众说不一，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至今没有定论。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骆宝善先生说，但凡一个政治人物，身边就会有一堆人，“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时候领导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下面的人就推测其意，身先士卒要替领导出力。 ”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罢，也许都无杀宋或立刻杀宋之意，但下属“立功心切”，争先替领导“分忧”，终于酿成血案。
近百年来，有关“刺宋案”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宋教仁之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哀怨凄凉的政治悲剧。
随着“刺宋案”的爆发，近代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再无妥协，和平建国与宪法政治也走到了死胡同。 据《大河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