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3日电 台湾《联合报》23日发表社论说，就岛内“采购法”的角度切入，检视宇昌案的性质。宇昌这么大的案子，居然连计划书及审查报告都没有，仅以两纸密签，在何美玥、蔡英文、苏贞昌三人之间就搞定一切，这算是什么“程序”？
文章摘编如下：
宇昌案发展迄今，蓝军认为，蔡英文该回避未回避，自己“立法”、自己援用、自己经营；蔡英文则辩称，本案不是弊案，亦未违法。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蓝绿双方皆未触及本案在法律层次的疑义。
然而，宇昌案确实出现许多方面的违法嫌疑，本文仅就“采购法”的角度切入，检视此案的性质。
台湾“行政院”开发基金的业务像是一家投资银行，为政策目的而进行投资；宇昌案就是号称为生技产业而做的投资之一。但是宇昌案与“国发基金”其它投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案有明显的采购标的：其一是要买入Genentech公司TNX- 355的专利权(否则临床试验等工作无法进行)；其二是要买入何大一的技术劳务投入(俾便其指导后续的临床试验)。简言之，如果这专利与劳务两项采购未能完成，则宇昌公司根本成立不了。所以，宇昌案虽有投资案之名，却有采购案之实。
从采购的角度切入，则宇昌案的弊端就昭然若揭。依据采购法的规定，所有为达成“政府”目的而所做的采购，都必须要先做采购标的比较与价格的评估。就此案而言，全世界有潜力的新药专利千千百百，为什么限制要买TNX-355，而不是其它公司的其它专利？难道除了买入这个品项，台湾就没有发展生技的其它选项？又为什么技术劳务是指名何大一承接？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前述专利与何大一劳务采购是明显的限制性招标，但何美玥与蔡英文却完全没有依据采购法的程序走；既没有用专业团队评估TNX-355与其它可能竞争智财标的的相对优劣，也没有人检视为何大一技术劳务所付的代价合不合理。如果某甲相似的专业只要求极少的技术作价，难道“国发基金”不应考虑以某甲代替何大一？何况，如今证据显示，何大一在先前评审与事后参与的态度明显不一，由评审人摇身一变为竞标人，却仍身兼本案的评审人，这也不符采购法的回避规定。
何美玥与蔡英文也许会辩称，他们没有图利何大一的意图。但也可以提出以下的反向思考：假若蔡英文与何美玥要图利某人，那么前述不经专业评量、直接上签核定、限制性采购的做法，毋宁正是实践图利的最佳方法之一。如果限制性采购可用宇昌案这样的“投资”方式轻松回避，那么台湾的采购法，大概可以束之高阁了。
当然，“国发基金”也有其它案件涉及采购，但其性质皆与宇昌不同。例如：有的案子是先有公司主体，该公司再以其营运计划书来申请“国发基金”参与(例如唐南珊以其公司自有专利，去申请“国发基金”)。此时，采购的标的系由私人公司评估择定，“国发基金”只是选择要不要投资。但宇昌案却非如此；在评估TNX-355之时，“国发基金”是主导者，完全由基金委请学者赴美做实地访查，别人根本无从置喙。因此，此案中的专利与劳务采购完完全全是由何美玥与蔡英文主导，他们未经采购法程序，替台湾买了一项专利，买了技术劳务，然后再找“统一国际”等公司填上60%民间股份的空缺，改头换面变为投资案之后，成为宇昌公司。用投资包装采购，并贴上“极机密”的标签，这才是宇昌案背后的真实故事。
不论是蔡英文家族在此案中获利的近2000万元(新台币 下同)，或何大一获数亿股票，台湾人都有权要问：为什么是向他采购？为什么是这个数字成交？经过什么采购比较程序？公文上有无说明限制性招标的适用理由？
总而言之，采购法所规范的是“程序”。如果程序符合，就算有人获利，人民也无话可说。但若程序不合，则即使有人觉得“只赚了一些小钱”，依旧是不折不扣的非法行为。
试问：宇昌这么大的案子，居然连计划书及审查报告都没有，仅以两纸密签，在何美玥、蔡英文、苏贞昌三人之间就搞定一切，这算是什么“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