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的经济风险
中新网5月2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2日刊文指出,为了让“安倍经济学”持续产生红利就需要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而目前日本的外交僵局事实上在给安倍积累经济风险,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就会转变成政治风险。所以一个好的日中和日韩关系不仅为增加安倍政府的外交空间,更能够为其提供经济红利,这是安倍应深思的。
文章摘编如下:
刚发表的日本2013年第一季经济增长率为0.9%,折算为年增率达到3.5%,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更是让欧元区国家望尘莫及,这些“成果”都被归功于所谓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即安倍内阁执政后采取季度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借助高达70%的支持率,安倍内阁近期在政治上“保守”姿态日益浓重,在亚洲外交上同中韩等国似乎越走越远。但是,应当看到日益“脱亚”的日本外交不仅会给安倍带来道义上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带来经济风险,而经济景气则直接影响安倍的政权安危。
安倍的内政需要和外交逻辑
对于安倍晋三来说,尽管执政后在外交上出访频频,发言积极,但他最关心的是能否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那样执政联盟就会在众参两院 获得多数,执政地位会得到很大巩固。没有人比安倍晋三更加清楚这次参议院选举的重要性了,安倍晋三正是在六年前的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大失27个席位,导致两个月后辞职。而日本过去八次的参议院选举中六次执政党失利,仅两次是成功,这也是日本政府近年来短命的原因之一。
梅开二度的安倍晋三很清楚这次如果失败将意味着政治生命的下滑。换句话说,内政的需要是其外交的出发点。安倍很清楚要获得更多的选票首先要改善人们 对经济前景的悲观认知,大部分的日本国民对于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并不是那么关心,他们更加关心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改善。
为此,安倍晋三任命了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为日本中央银行行长,日本央行以通胀2%为目标作出了短时间向市场注入大量日元,并以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要在两年内让市场流通的日元量增加一倍,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堪称日本金融的豪赌。短期内的确效果明显,日经指数超过15,000点,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增长了70%,而日元与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下降了25%,日本国民对经济前景似乎也比以前乐观不少,各种舆论调查都显示安倍晋三的支持率高达70%左右,参议院选举的前景比较乐观。稳定了中间选民后,对于安倍来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力讨好那些“保守层”的选民,让更多的选票流向自民党,或者说至少不流向其他政党。
而从4月份开始,似乎安倍一直被掩饰起来的民族主义色彩突然开始走向前台,他本人向靖国神社供奉贡物,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四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以及近年来少有的168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在国会辩论中安倍晋三又提出“侵略定义不定论”,“修改宪法手续修改现行论”,“村山和河野谈话不继承论”。
中国和韩国的强烈反应是预料之中的,就连美国也开始表示不安。这些安倍晋三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尽管 一直宣称重视同中韩的关系,但言行却表现出即使牺牲亚洲外交也无所谓的态度,在对中韩关系上“说狠话”事实上是最廉价的政治宣传,上述做法是其充分权衡了内政和外交上的得失做出的决定。
牺牲同中韩的外交关系有经济风险
安倍可能会认为在安全和外交上“说狠话”有助于选举而没有风险,暂时牺牲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外交成本或者道义损失,但这恰恰忽略了这会导致其目前在经济政策上的得分基础受到腐蚀的巨大隐性经济风险。
首先,“黑田改革”的直接副作用是日元大幅度贬值,而中国和韩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忍耐这种做法,取决于日本对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努力。日元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从1美元兑80日元降至超过100日元,尽管日本政府在各种场合向其他国家说明让日元贬值不是日本的初衷,而是为了达到刺激经济产生的副产品,尽管刚刚结束的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其他国家没有批评日本,但是持续的日元贬值将面对国际压力。
海外对于日本诱导日元比值下降已经出现有不满,日本政府的高官近期还放风日元应该降到“雷曼冲击”前的110日元水平。特别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和日本非常相似,日元贬值已经让韩国企业的出口造成极大压力,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需要两年时间,韩国能否一直容忍日元贬值是“副产品”的说法则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日元流通量的剧增将可能导致东亚地区的通胀。从长远来看,如果“安倍经济学”真的持续奏效,企业活动增加,银行放贷和利率收益都会增加。但问题是市场上日元的大量流通压制了利率的增长,而企业活动也并不一定会因此增加。《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11日发表的调查显示,对于日元币值低,67%的企业认为中长期的战略来看,日本企业的生产全球化不会改变,即不会轻易回流日本。78%则担心进口原料能源等价格上涨,而为了规避这些上涨相反出口企业将会根据当地的需要加快海外投资。
企业活动不活跃,日本利率低下,加上日本央行增加购买国债(高达新发行国债的70%),日本的商业银行的投资选择就变得很有限,走向国外变成更加迫切,而大量的资金进入亚洲国家则有可能会造成当地出现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大胆的金融豪赌不单纯需要日本国内的支持,特别更需要周边国家的好意,即能够容忍日本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日本经济复兴的真正挑战是解决慢性巨额的政府债务,这需要吸收周边国家的活力。日本财务省5月10日发表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日本的国家债务为991.6011万亿日元,比2011年度末增加了31.6508万亿日元,相当于每人779万日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年两度的日本评估报告中指出,明年日本的总债务同GDP的比值将达到240%,这在发达国家中最高。解决政府债务根本的办法是提高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和扩大内需。
日元贬值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出口竞争力,而为了扩大内需,安倍政府今年初公布了10.3万亿日元的增补政府支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但是这些都属于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的结果。OECD的日韩负责人对此特别指出,日本在1990至2008年的15个利用公共开支增加刺激经济计划,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由于人口减少,日本内需的大幅度增加基本上不可能。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4月27日发表的资料显示,日本所有的地区从2020年开始出现人口减少,2040年大约七成的地区人口减少20%以上,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36%,2010年23%。2007年为上次推算 报告指出2025年以后将出现减少,说明日本老龄化比预想的来得快。因而日本要扩大内需关键就是如何把亚洲国家的需求,即让“亚洲内需”转变为“日本内需”,没有成功的亚洲外交不可能顺利实现。
“安倍经济学”结果如何谁都没有把握,要知道2005年的时候,日元汇率曾经跌到1美元兑换118日元,比现在还要低,而日经指数高达16,000 多点,人们对小泉的结构改革同样充满了憧憬,结果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和债务的减少,而是相反。安倍晋三此次经济政策主要依靠政府资源的大量投入,没有真正的竞争力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那么短期的政策红利就会枯竭。
为了让“安倍经济学”持续产生红利就需要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而目前的外交僵局事实上在给安倍积累经济风险,而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就会转变成政治风险,直接威胁到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所以,一个好的日中和日韩关系不仅为增加安倍政府的外交空间,更能够为其提供经济红利,在这一点上安倍的计算需要看得更加长远一些。(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