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6日电 香港《紫荆》杂志近期刊文《2010年中国外部环境喜忧参半》。文章说，2009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和赞美，在2010年是否会变成另一种声音，值得关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日益被推向国际舞台中心，置于国际聚光灯下。深刻变动调整的2010年国际形势，必然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复杂影响，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应该说都前所未有。

　　文章摘编如下：

　　国际形势的发展历来有迹可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规律性。只要对2009年国际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大体把握2010年的国际形势发展。

　　总的来看，2010年国际形势将有三大特点：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对外缓和政策是否继续备受关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进入落实阶段，同时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动力也开始降低；久拖不决的五大热点问题进入“亮牌”阶段，可能出现剧烈变化。

　　在201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复杂化，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2009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赞美，在2010年是否会变成另外一种声音，值得关注。

　　危机过后，美国缓和政策或有变

　　2009年世界各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与合作过程中度过的。世界多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确保国内经济发展，纷纷出台各项应对措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由此而导致各国合作与竞争同时上升，并体现到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折冲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

　　虽然今年第三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都出现了乐观迹象，世界经济开始触底企稳，但目前还不能说世界已经走出金融危机，步入了复苏轨道。因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仍将是2010年国际社会的主旋律，2010年困扰世界各国的仍然是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只是这种困扰与2009年有所不同，各国在经济出现企稳过程中，越来越关注何时以及如何采取撤出战略问题。同时各国也越来越意识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后遗症和消极影响。财政赤字、失业居高不下、通货膨胀、贸易保护、结构调整等一连串问题将接踵而来。因此，2010年的金融危机将更多表现为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意味着各国在继续确保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同时，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上来。世界虽然摆脱了经济大幅下挫的噩梦，但却未必能很快找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2010年围绕低碳经济、网络经济、生物科技等各种新兴科技的研发和竞争将日趋激烈。

　　当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有所缓和后，会否仍然采取像2009年那样的外交缓和战略，大国关系还是否能继续坚持同舟共济的集体意识，竞争面会否有所上升，合作面会否有所下降，都值得关注。美国在逐步摆脱金融危机之后，会否继续执行全面缓和政策，也是未知数。美国及西方大国的政策取向，不仅影响大国关系走向，而且牵动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动力难继

　　如果说2009年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是从呼声转向承诺的关键一年的话，那么2010年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将是从承诺到兑现的关键一年。

　　2009年，在日益加深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发达国家意识到只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危机，必须倚重和借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为了获得新兴大国捐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达国家被迫同意在2011年前把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份额分别提高5%和3%，同意用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实际上等于承诺发展中国家首次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享有与发达国家平等权利，实现“合作共治”。

　　但这些都只是承诺，能否真正实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实现都还是未知数。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发达国家的困境有所缓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动力会削弱，因而会否拖延做出的承诺甚至食言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20国集团来看，虽然西方同意其取代8国集团在全球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但问题是8国集团今后该怎么走？它与20国集团是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定位如何往往决定了20国集团今后到底发挥多大作用。即使20国集团真的在全球经济合作中扮演主要角色，那么20国集团内部各成员国间又扮演何种角色和地位？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形式上平等参与20国集团，但是否能确保在设置议题、制定规则、确立机制等方面享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实质权利？这都是兑现诺言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可以说，2010年是国际金融甚至经济体系真正落实的关键年。

　　2010年，国际体系的变革焦点不仅继续围绕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展开，还将越来越突出体现在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而展开的后京都议定书框架体系的变革。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虽然达成了一定成果，但围绕落实哥本哈根峰会共识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竞争较量仍将是2010年的焦点之一。此外，随着2010年奥巴马倡导召开核安全峰会以及核不扩散条约2010年审计大会的召开，各国尤其是大国围绕核扩散问题的较量竞争将明显升温，国际核裁军谈判机制也将面临重塑。

　　五大热点“亮牌”

　　2009年的地区热点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外，其它的如朝核、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因为奥巴马执行全面缓和的外交政策和地区热点国家的本身变化而多数处于僵持或平静状态。

　　但进入2010年地区热点问题将可能进入关键阶段，将面临新的变量。

　　首先是朝核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波折和僵持，朝核问题再度出现热络的迹象。美国特使正式访朝，美朝开始双边对话接触，六方会谈重新提上日程。日本新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表现出积极姿态。在国际金融制裁下，朝鲜国内压力加大，谋求打破僵局的意愿上升。久拖难决的朝核问题日益面临方向性选择。

　　其次是苏丹问题。2010和2011年苏丹将先后迎来全国总统大选和南方独立公投两个关键事件。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可能引起苏丹问题升温。这种升温不仅表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丹的关注，也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苏丹问题上的折冲。如果南方公投结果宣布独立，北方政府不同意将会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应对？如果南方公投不同意独立，那么南方会采取何种措施？南北关系因此会否再度爆发冲突？届时美国和西方国家会采取何种态度？中国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决定了2010年对于苏丹来说注定会是多事之秋。

　　第三是缅甸问题。缅甸虽然在西方压力下同意在2010年举行首次全国大选，但这个大选如何进行？结果如何？缅甸国内政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西方会否干预？这些问题目前看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2009年，缅甸开始在国内为大选做各种准备，加大了对北部地区武装的清剿力度，国内冲突频发。2010年随着大选临近，缅甸无疑将会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

　　第四是伊朗核问题。2009年上半年伊朗核问题因为朝核问题的升温和奥巴马聚焦阿巴新战略而有所淡化。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伊核问题再度升温。先是伊朗总统选举引发伊朗与西方的对峙，接着围绕浓缩铀计划几番讨价还价。伊朗不断玩“躲猫猫”游戏，采取各种拖延策略。但美欧忍耐是有限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09年12月份又换上了对伊朗无好感的新任总干事长。伊朗核问题面临摊牌的局面：伊朗要么接受在第三国加工浓缩铀的巴拉迪方案，要么会面临国际社会更严厉的制裁。

　　第五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2009年就位居世界各地区热点之首。随着奥巴马宣布调整其阿巴新战略，进一步向阿富汗增兵3万，并提出在18个月之后从阿富汗撤军。今后的18个月尤其是2010年的12个月将是考验奥巴马阿巴新战略成败与否的关键时期。奥巴马已经把政治赌本押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战略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因此，2010年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必然是在美国的强力打恐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中度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和政局将会继续动荡不安。

　　中国外部环境喜忧参半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尤其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日益被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被置于国际聚光灯下。深刻变动调整的2010年国际形势，必然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复杂影响，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应该说都前所未有。

　　从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看，中国将处于相对有利地位。中国是个经济外向型国家，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世界经济的好转给中国国内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推动中国进出口的增长，扭转贸易持续下降的趋势，从而有利于实现稳定外需的目标。

　　但世界经济的好转对中国来说也有挑战。西方国家在经济好转后可能对中国的借重和依赖有所下降，可能在西藏、新疆、人权、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加大施压，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对华的遏制势力可能会抬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摩擦冲突可能会有所上升。

　　从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变革的落实来看，2010年中国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虽然2009年发达国家做出了承诺，但能否兑现还需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其间可能还会有反复甚至挫折。

　　即使中国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上提高份额权和投票权，随之而来的将是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在很多国际机制中，西方实际上是把一个“轿子”做好了，只等着中国上去坐。中国一旦被抬上“轿子”，虽然看上去很风光，但很多事情很可能就由不得中国了，各种“高帽”、义务、责任就可能接踵而来。中国如何平衡权利和义务关系，如何根据自身国力量力而行，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课题。

　　从五大地区热点问题看，这五大地区热点问题可以说都与中国关系密切。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邻国，与中国新疆、西藏相邻。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会影响边境稳定发展。美国如果反恐效果不佳可能会要求中国出手相助。

　　再比如，伊核问题如果出现摊牌，美欧要对伊朗实施更严格制裁，美伊硬碰硬的话，中国的选择就十分困难。中国既积极与美国发展21世纪的积极全面合作关系，又与伊朗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并且有大量的经贸合作。

　　其它的像朝核、缅甸、苏丹等地区热点问题都面临相似的问题。

　　这五大地区热点问题都牵涉中国利益，有的甚至是核心利益。地区热点如何发展，以及中国该如何应对，对中国而言是极大的考验。(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