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9日电 台湾《联合报》19日刊出社论《杀警案的血泪教训》说，台湾一起历经十三年反复审理的杀警案，审审认定的事实都有出入，凸显审判荒谬。台“司法院”应加速改革诉讼制度，被害人家属权益受漠视的情形也值重视。岛内司法实须痛自检讨。

　　文章摘编如下：

　　一场激烈枪战，一名警察殉职，两名被告先后就逮；历经十三年官司反复审理，最后定谳呈现的事实却让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因为杀人的竟是已经无罪开释的那名被告。

　　这就是台北县刑事小队长林安顺案件显现的司法荒谬。一九九七年十月，林安顺接获线报，率许振发、李仁和到中和查缉毒贩陈达民、李得阳，盘查时遭陈开枪反抗，许眉心中弹重伤；林安顺与陈对峙，最后因左右胸中弹死亡，陈亦身中数弹遭支持警力逮捕。李则带着林的枪逃离，几天后被抓。

　　就家属或一般人来看，现场两名罪犯都到案，若非两人共同枪杀林安顺，也会是其中一人；但是，经漫长周折的审判下来，竟没有人必须为林安顺的死担负刑责，这十三年的侦查、审判，到底在做什么？

　　林安顺案在台湾“最高法院”判决定谳前，共经七回事实审。一审采信起诉内容，认定陈达民、李得阳先后开枪击中林安顺的右胸、左胸，造成林死亡。接下来就情势丕变，二审、更四审、更五审改认是李得阳击发致命的两枪，更一审到更三审则指陈达民才是开两枪杀人者；而更二审李得阳杀人获判无罪，因检察官未上诉而确定，与更五审指李是凶手的结论相左，因而造成今日家属的不平，也引起社会的质疑。

　　从官司的发展观察，陈达民、李得阳两人被法官认定开枪袭击林安顺的次数“平分秋色”，而在场三名警察、陈达民中枪的时间、经过，李得阳是否开枪伤人后逃逸等情节，每一审都有出入，和案发现场一样“混乱”。

　　混乱的主因之一在案卷中的科学证据太少，关键证据只有林安顺的相验报告，不但现场枪枝上的指纹未被采集、遗留弹头上血迹的比对不够完整，现场血迹分布属何人所有，亦付诸阙如。法官因而必须大量仰赖证人的证词填补事件的空白，一旦证人的证词有出入或翻供，判断就跟着轮转，连测谎都成为重要参考。

　　事涉一位英勇刑警小队长之死，检警不致无视他的牺牲，起诉当时大概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这两人犯案，那有什么问题；然而判决讲究证据，不能想当然尔。

　　在二审认定陈达民不可能一开始开枪打中林安顺右胸，因右胸中弹之人无力再与陈对峙搏斗，进而推翻起诉陈、李两人各持一枪的事实时，检警“就是这两个人”的乐观随之破灭；因为，如果无法证明陈、李两人有共同杀人犯意，就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开枪杀人。

　　以目前台“刑事诉讼法”“严格证据法则”、“罪疑唯轻”的要求，若无法证明谁开枪，为避免冤枉任何一人，就可能出现两人都判无罪的极端结果。实际判决时，因李得阳提前在更二审时无罪确定，法官最后因无法证明是陈达民开枪，而以杀人未遂判刑，却又罕见地处以无期徒刑的重刑，似乎多少有些弥补被害人家属受创的心理在内。

　　家属当然不要这种弥补，他们要知道真凶是谁，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更二审检察官蔡瑞宗未上诉致李得阳无罪确定，分明过于大意；其实遗憾早于搜证不足时铸成，枪战纵难回复现场，然而本案许多基本功都没做，以致无法更趋近事实，李得阳即使能再审，也会审的很辛苦。

　　要避免类似的血泪教训，检警起诉的质量一定要加强。“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依侦查所得的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检察官不能把足认的证据标准放在百分之五六十，而要尽可能提高，一旦失去的证据找不回来，就会发生如林安顺案的模糊难断。

　　林安顺案七次事实审，审审认定的事实皆有出入，更凸显审判荒谬，纵使推动“速审法”，也无法解决此困境。台“司法院”应加速改革诉讼制度，让一审成为主要审断事实的地方，以免让检察官、法官心存侥幸，总认为还有后面的法官可以承担调查事实的责任，结果沦为集团混仗，各审之间做出不同的事实认定，徒伤司法公信而已。

　　此外，本案被害人家属权益受漠视的情形也值重视。法院忘了寄判决书给被害人家属，检察官不上诉也没事先征询家属意见；被害人虽然不是刑事官司的原、被告，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一方，判决结果让家属失望固无论矣，连判决过程都伤人，司法实须痛自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