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6日电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出署名文章说，经济高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难题呈现，国民收入“一次分配”问题就是关键。“一次分配”是极其重大而复杂的难题，政府一直十分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打出组合拳：理论上有效调整，手段上组合出击，此难题可解。

　　文章摘编如下：

　　经济高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难题呈现，国民收入“一次分配”问题就是关键。

　　其一，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三十六个国家资料，城乡人均收入比大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2，中国是其中之一。

　　其二，收入差距拉大速度最快。我国从收入最平均变成差距最大国家只用了二十年，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一番。

　　其三，劳动报酬占GDP不足四成。援引九三学社中央数据，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其四，贫富差距过大。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群体的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为世界第二。

　　其五，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比例过低。不到企业运营成本的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其六，垄断行业差距巨大。2008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是其它行业的5至10倍。据国资委统计年报，2005年排名前四十家的企业，平分了6000多亿央企利润的95%。其中石油石化、冶金、通信和电力十二家企业的利润都超过了100亿。

　　其七，行政权利获得大量额外收益。据有关资料，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交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合计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的47%，远远高于国防开支。

　　其八，居民、企业和政府收入失衡。三者收入比重1998年为68.6：13.9：17.5，2003年为61.8：15.1：23.1，政府上升5.6个百分点，企业上升1.2个百分点，居民下降6.8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但从2004年开始却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即称为“用脚投票”的奇特现象。国家《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教授指出，这是一个悖论。其基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价格过低，这与劳动力价格的经济学理论有直接关系。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怪圈”，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怪圈”根源，一语中的。试想，若没有2.5亿劳动者辛勤劳作，没有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付出，哪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偏差的结果，是一些劳动者没有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劳动力价格理论”出现了“向资本倾斜”的偏差。一些经济学理论特别钟爱“资本决定论”，过分神化市场调节，政府的必要调节被攻击为“权力干预市场”等等。老板观念成为主流，社会群体过多倾向于以财富来划分，极不正常。价值观也以崇拜财富为标准，皆成为前述问题的理论及社会根源。

　　组合出击难题可解

　　“一次分配”是极其重大而复杂的难题，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党的十二大以前强调按劳分配；十三大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十五大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解决“一次分配”不公问题出路在于打出组合拳：

　　其一，可参考国际经验。挪威、意大利、丹麦、英国、加拿大、希腊、日本、德国收入差距比较合理，他们的作法以及欧洲福利社会作法，都值得参考。

　　其二，优化政府引导。仅靠市场调节不够，公权力必须介入，前提是公权力必须清廉。可参考新加坡、香港经验，以“德主刑辅”方式解决。

　　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公平取向越强、对收入分配干预强度越高的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越小，北欧很典型；相反，则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越大。美国很典型。

　　其三，推进税收改革。如个人所得税要改变中低阶层占总额65%以上、而高收入者仅占30%的不合理状况(美国10%最高收入者占总额80%)；如对企业课以专项暴利税；如适时开征遗产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开征此税。

　　其四，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限制企国资本自由定价、支配权。

　　其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投入占GDP比例世界倒数第一的状况。

　　其六，加速推进第二、三次分配体系。发达国家慈善捐赠总量占GDP的3─5%，我国只占0.1%，且80%来自海外。(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