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莺：福州会馆中的福州人
相对于俞玥，黄建莺算是早期来新的中国移民，她1987年就南来，那时，新中还未建交。
黄建莺在农村出生，家里种田，在那个没考上大学就难有出入的环境下，她和很多女工一样，怀抱着改善生活的美好愿景，从福州闽清来到新加坡谋生，当制衣厂的车衣女工。
她坦言，自己不喜欢车衣，也不太会车衣，当时也没接受什么特别培训，车衣时因此轧伤了手。她把手背朝上，当时的那一条疤痕仍残留至今。
1990年时，她到一家私立学校当书记，当时已成为永久居民。私立学校就在福州大厦里，在福州会馆的楼上。黄建莺外向的个性和福州人的身份，让她“楼上楼下的人都认识”，也因为这机缘，她后来就加入福州会馆，当起书记(现为行政助理)，一晃就做了17年。
在福州会馆工作如鱼得水
17年间，本地社会改变很多，经济腾飞，福州会馆在这时代洪流中，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据黄建莺的观察，当初进来会馆工作时，“静悄悄的，办公处设备也有些陈旧。现在更热闹了，设备也很现代化，大概是因为增加了不少活动吧。”
的确，福州会馆主办的作文班、作文比赛等，曾吸引好多准会员加入；此外，会馆也通过奖学金、舞蹈团、华乐团等，来吸引年轻人和新移民加入。各类文化活动增加了人气，带动了热闹气氛。
同为福州人，在福州会馆工作，简直如鱼得水。黄建莺说，她觉得她处在这个环境，感到“沟通很自在，因为大家都是福州人”。福州会馆属下有20个团体，由她负责联络，“有些长辈不太会说华语，所以我平常都和他们说福州话，他们都挺开心的。”
黄建莺在1994年结婚，丈夫是新加坡人，最大的孩子现在已经16岁。黄建莺笑说，14岁的小儿子很喜欢福州，回过几次，特别钟爱福州的“扁肉拌面”。
她觉得很多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接受程度蛮大的。和俞玥一样，她觉得没有融不融入的问题。她说：“我们离家南来，肯定偶尔会想念故乡，但其实我特别喜欢这里，对这里有一种已经是‘家’的感觉了。”
和印族同事搭档当司仪
福州会馆秘书处有三名职员，除了俞玥和另一名福州女子，还有一名“会说华语，还说得非常标准的印度人”。
提到这名同事，俞玥微笑地说，他有一半的印度人血统，父亲是印度人，但他上的是华校，还说自己是“最后一批华校生”；他热爱华文华语，华语说得非常标准，字正腔圆，非常有趣。“你看，通过会馆，我不仅融入新加坡，还能和‘不同种族’和睦共处。会馆也可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平台。”
通过和新加坡同事共处，会比较了解本地的一些情况。日常共事中，“印度同事”分享了很多新加坡的社会情况，如本地的一些规定、政府政策、风俗民情等，甚至人生大事。“就比如说买房子、孩子的教育等问题，这些对我们来说，都称得上是‘人生大事’呢！”
俞玥觉得，新加坡人的工作文化受西方的管理概念影响，讲求实用和实效性，清晰和直接的工作方式，让人感觉是受到“良好训练”，这些都是新加坡人的优势。
在去年10月福州会馆庆祝成立100周年纪念的庆典上，俞玥与印度同事搭档兼任当晚的司仪，以稳健台风贯穿全场；庆典前，她与同事们一起在会馆理事的推动和努力下，将一整年紧锣密鼓的百年庆活动，一一落实。(刘宏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