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3月9日电(记者 钟新 通讯员 包丹虹)客居纽约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仍保持着过中国年的习惯。每当大年三十晚上，他的妻子就会在大桌中铺上红色台布，拿出一对涂金烛座，点燃两支长长的红蜡烛，营造喜庆气氛。他给女儿压岁钱，诉说自己孩提时代在故乡宁波过年的故事。这一切，不仅源于自身根深蒂固的怀念，更是为了让孩子不忘却父亲那中华民族的传统。
大年初一早上，对应于大洋彼岸的美国时间，刚好是除夕，我和董先生通了电话。他说话声音清朗，听不出是89岁的老人。但乡音地道，即便操国语也纯粹是宁波官话式的。
他笑说，一家人刚从外面吃年夜饭回来，因为附近中国城新开了一家素菜馆，就像上海功德林那样的。他说嘴巴越老越馋，记得宁波有个套菜“十大碗”，想起来就使人垂涎欲滴。通话间，听到稚气的童声。我问：是您外孙女吧。董先生说：是的。他便唤小孩过来，那洋娃娃说：Hello！Bye－Bye！那情景可谓中西结合的天伦之乐。
春节过后，我收到了董鼎山先生回复的采访提纲。500格的文稿纸，整整8页。竖写、繁体字，满是老底子文化人的一派恭敬。追溯笔墨生涯，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精彩是从故乡开始的——
14岁发表《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曾轰动宁波
董鼎山老家位于宁波江北人民路，当时叫泗洲塘。在他记忆中，小时候住的房子非常华丽，双层五开间前后两进，阳台是雕花栏杆。门外有条小河，夏天船只交通甚为繁忙。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靠颜料发财，与许多宁波商人一样，赚了钱后乐善好施。他建凉亭让路人歇足，造观音阁供乡人烧香。他还在宁波开了个药材店，名勤德堂，后被火烧毁。董鼎山12岁时祖父去世，但并不影响家境，因为父亲早已独立门户，他经营的“董顺记颜料号”，在江北岸名声很响。
董鼎山和弟弟董乐山兄弟俩在文化界各有建树，且都早慧，这与出身富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关。董鼎山初中就读于宁波的斐迪中学，高中在浙东中学读，即由斐迪与三一书院合并而成，都属于教会办的。董先生说，兄弟俩自小爱看书，从《封神榜》、《西游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小说开始。进初中后，学校藏书丰富，初次接触现代小说，成为巴金迷。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董鼎山抗日情绪激昂。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对学校不关抗战痛痒的课程非常不满，在课堂上发表意见。老师认为他说得不错，就给了一个作文标题。于是，董鼎山写了《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一文，自己投稿给宁波《时事公报》副刊。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即轰动宁波，引起教师们议论纷纷。
董鼎山是在抗战爆发后去上海的，在复旦附中结束学业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那时起，他就向《大美报》副刊《浅草》投稿，成为当时名编辑柯灵手下的小将之一，与何为、徐开垒、晓歌、林莽等为伍，经常在柯灵所编的副刊如《世纪风》、《草原》、《笔会》上发表文章。另外，他也为孤岛时期流行的《万象》、《杂志》、《幸福》等期刊撰写小说、散文、影评。
其中，他以“令狐彗”的笔名在沈寂主编的《幸福》月刊上发表言情小说，据说曾迷倒了无数妙龄女子。我问：年轻人的情爱心理写得如此惟妙惟肖，那阵子有过恋爱经历吧？董先生坦言：“女朋友不少，尤其是在读圣约翰大学阶段，当时还曾出了小说集《幻想的地土》。后来有一次回国，四弟名山的朋友找到原本，影印送我。上海的老友沈寂马上要去重印出版，改名为《最后的罗曼史》(2001年上海百家出版社)。”现代文学研究者吴福辉认为他“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声”。而董鼎山自己说：“我对那时逢场作戏似的言情创作并不重视，我所重视的是用坚卫笔名发表在柯灵所编报刊上的散文。”
提起风流倜傥的上海旧梦，董先生还带出了一段幽默插曲。他说：“20岁时，舞台导演胡导是弟弟乐山的好友，他认为我‘卖相不错’，明星电影公司在招收演员，可以去应征。当时张石川(也是宁波人)见我，说我卖相与身材都好，只是咬词不行，‘宁波官话’怎么可以上银幕？他一语损伤了我的自信，从此去除了做电影明星之梦。”但边缘“触电”还是有的。1985年董先生曾因老朋友谢晋之邀，来长沙参加《芙蓉镇》电影剧本的讨论。同年，受电视名人靳羽西之聘，任电视节目《看东方》的高级顾问，一起返国拍摄。当然，这是后话了。
玉树临风的董鼎山没有成为影星固然遗憾，但命运之神对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另有安排。1945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先进入《辛报》任国际特写版编辑，后考入《申报》当记者，不久应聘《东南日报》地方新闻版编辑。
1947年的一天，将要去美国留学的董鼎山回宁波，在“董顺记”的店堂里，吃完父亲为他饯行的筵席，就上了轮船。挥手告别间，哪知父亲的背影会是他今生最后的一瞥，哪知再次回眸故乡的山水时自己已两鬓霜白。
欣慰的是，远程是从家乡起航的。
在《读书》上撰写专栏，为中国开启“西风窗”
2000年12月，董鼎山荣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终身贡献奖”。这是给这位半个世纪以来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之最高奖励。
在美国定居达50年以上的中国文化人不多，而像他这样能用中英双语写作，且作品题材之广，发表刊物之多，海内外影响之大，在美籍华裔作家中也是少见的。他评论时事举重若轻，纵论欧美文化汪洋恣肆，剖析当代西方名著入木三分，研究中外作家和各种流派风格洋洋大观。他的文章给人以新鲜而又博学之感，这自然与其专业和职业密切相关。
董鼎山到美国，在密苏里大学拿到新闻学硕士后进入纽约《联合日报》主持国际新闻版。原来是搞新闻的，为何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图书馆系？对于这个问题，董先生如是回答：“因为当时华人移民尚少，觉得中文报纸无前途，我在那里做了11年后就辞退了。因为自己喜欢读书，就进了哥大读图书馆系。一年后，即取得硕士学位，立即在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获职，并级级上升。任资料部主任后，凡是校中每年买新书，尤其是有关文学、历史、社会学的，都经我作最后鉴定。”
置身书海，随时接触最新资料，对董鼎山的写作无疑极有帮助。他的英文作品散见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巴黎评论》、《新领袖》、《图书馆月刊》等众多报刊上。作品曾多次入选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中。但母语是深入骨髓的文化，异域几十年知识的累积与埋藏的情素一旦找到出口，便涌流不歇。董鼎山说，“在《读书》杂志开专栏，对我后来生活有重大影响。”
1978年，董鼎山第一次携妻女回国。那正是《读书》杂志创刊之际，冯亦代向他约稿。于是，介绍美国文化的“纽约通讯”开始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正欲冲破禁锢。西风扑面，董鼎山的文章使人眼界大开，可谓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董先生说：“直至今日，我在美国遇见中年以上华人，他们还向我致意。”
继《读书》之后，董鼎山又应《博览群书》杂志之邀，开设“纽约传真”专栏。接着，香港、台北的报刊也纷纷向他约稿。从此，停止了30多年的中文创作，一发不可收。翻阅董鼎山著作《天下真小》、《西窗漫记》、《美国作家与作品》、《书•人•事》、《西边书窗》、《在纽约的书房里》、《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自己的视角》、《留美五十年》、《美国梦的另一面》、《西洋镜背后》等，可以说，美国文学以及欧洲的文艺人事都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而且，他笔调率真，“介绍美国作家客观公正，他描绘他们的正面，也勾勒他们的侧面甚至背面，他赞赏他们的才华，也不掩饰他们的恶习。”
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使者，董鼎山不仅仅把西方文化介绍进来，也把中国文化报道出去。他说：“我初次返国时，中美刚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尚无驻北京记者。1979年，我所写的国内见闻《在中国，外国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在《纽约时报》专论版发表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即有报刊向我征稿。”那时，《参考消息》经常转载董鼎山在美国发表的文章。
无论对内对外的报道，董鼎山总是遵循客观公正之道。冯亦代在《董鼎山文集》序言中写道：每次回来，他一面为祖国日新月异感到自豪，但看到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污垢，也为之痛心疾首。他是个热爱祖国的人，看不得祖国的瑕疵，如有所见，一定要指出来加以批评。
董鼎山作为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在参与美国著名出版家H.W.Wilson所编的《世界作家辞典》时，他义不容辞地致力于中国作家小传的撰写。茅盾、巴金、老舍、艾青、王蒙、张洁、杨绛、张贤亮、冯骥才、谌容、陆文夫等，都是他撰写并收录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他希望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中国作家有所了解。
如今，89岁高龄的董先生仍笔耕不止，每月为香港刊物写一次专栏，在纽约《侨报周刊》每周发表一篇随笔。有句话叫“你一定要读董桥”，现在知道有人还套过这句话，就是“你一定要读董鼎山”。在他广博的西洋镜下，确实让人大饱眼福。读董鼎山的书一点也不累，畅快无比的原因是他的书可读性强、知识量大。学贯中西，文风却如此近人，实在难得。董鼎山说：“我在《读书》停止写稿，乃是因为那些学究性的新编辑专门发表文字艰涩难懂、‘哲理深奥’的学术文章。与沈昌文一样，我看重文章的可读性，轻松地传播知识。”
香港“读书良友文库”主编杜渐，曾评论董鼎山的文风：像他那样把文章写得既平易又深刻，是极不容易的，越是清醇的酒越难酿，浅白而又有深义的文章，也最难写。
此话真言，也是董鼎山文章至今仍受读者喜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