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虎妈 只有科学家妈妈
张纯如的成长背景，与大多数1960、70年代中国台湾移民家庭没有什么不同，父母张绍进、张盈盈都是留学生，1967年，两人从哈佛大学毕业，到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来年3月张纯如出生。张盈盈在书中说，怀着纯如时，他们还不知道胎儿性别，但早就准备好女儿的名字：“纯如”，代表着纯真、如真，张盈盈说：“这名字后来的确反映了纯如一部分的个性和她的一生，就是求真。”
两年后，纯如的弟弟张纯恺出生，原本单纯的留学生家庭一下子扩展到四口之家，让张盈盈颇有些手忙脚乱。像其它留学生，张盈盈赴美念书，是希望能够在生物化学领域更上一层楼，热爱工作的她曾经在如何拿捏“母亲”和“研究员”的身分之间感到困惑：是要尽责的当个母亲？还是不要辜负自己累积的学问？张盈盈在“全职母亲”和“研究人员”两个身分之间变换多次，当扮演“研究人员”时，她会惦记与保母在家的幼女；但成为“全职母亲”时，又会想念做研究的乐趣。作者在书中描写初为人母的彷徨，留学生夫妇从成家到立业的挣扎，反映了大部分移民家庭的写照。
不过即使要照顾一对子女，还有张绍进因学术研究必须到处跑、多次搬家，纯如的诞生让张家多了许多欢笑声。由于那时在美没有亲戚可提供育婴建议，张盈盈看着育儿书籍照本宣科，以“科学化”的方式喂食纯如。张绍进在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便买木制益智游戏给她玩——结果大多数时候都进了小纯如的嘴里；当张纯如五岁时，家中每件家具上都贴满相对应的英文字，鼓励小纯如及早认识字，亲友看到了，笑称他们是“想要培养一个小爱因斯坦”。
虽然父母是教授、科学家，张纯如与大多数移民家庭一样，有着一个平凡快乐的童年：学钢琴、周末上中文课，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因为父亲张绍进常常应大学之邀，前往各州甚至欧洲参与学术研究，张纯如姐弟俩很小的时候，便跟父母跑遍许多地方。张盈盈认为“百闻不如一见”，每到一处，都会抱着一个、牵着另一个的到处游览。1973 年张绍进到在欧洲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数个月，一家四口趁地利之便，游遍伦敦、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巴黎等著名城市，张纯如还在父亲工作的四个月间，在日内瓦就读学前班。
纯如的母爱一早展露
张纯如20岁在伊利诺伊州念大学时，认识了同校的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道格拉斯一见张纯如，即对这位聪颖漂亮的女孩倾心，展开追求，张盈盈也从女儿时时提起这个名字，知道女儿恋爱了。1989年道格拉斯求婚，1991年结婚，婚后两人搬至加州圣塔巴巴拉居住，1996年又搬至北加州湾区，2002年，儿子克利斯多福出生。
张盈盈说，纯如去世时，克利斯多福才两岁大，有轻度自闭症。张纯如去世后，道格拉斯后来另娶并搬至他地，与现任妻子育有两名子女，小克利斯多福则由住在伊利诺伊州的祖父母照顾。“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纯如的儿子长大后，能够重新认识他的母亲。”张盈盈说。
张绍进和张盈盈现住加州，每年至少看望小克利斯多福两次，每年春假及暑假，克利斯多福会到圣荷西与外公、外婆小住，这时张盈盈总是会牵着克利斯多福，到张纯如永眠的墓园，指着纯如的墓地，说着纯如的故事，克利斯多福总是静静的听，不会主动发问。“可能是母亲离开时他还太小，小克利斯多福虽然现在八岁了，也几乎没有主动谈起过母亲”。
张盈盈说，克利斯多福出生时，其实和一般的小朋友没有两样，只是语言能力发展得比较迟缓，但细心敏感的张纯如，似乎立即发觉儿子“和别的小孩有些不同”，并带着小儿子到处看医生做检查，虽然医生们都说克利斯多福一切正常，大家也觉得纯如可能是初为人母、太过紧张，“但现在回头看，母亲的确与儿子之间有难以言谕的感应”。在写给母亲的书简之中，张纯如曾提到她对小克利斯多福的期许，她希望儿子将来和她一样，是个不怕强权、敢言的少数人之一，而不是沉默不敢发言的多数人。
就像张纯如曾在演讲中说的：“以作家的身分、能够给那些想走向成功的听众什么建议？那就是要聆听发自自己内心的声音，追求内心热情，努力向不朽的目标前进。”
1998年张纯如也在她中学母校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们说：“记住一个人的加量有多大(The Power of One)。一个人或一个理想可以引起或停止一场战争。一个人的发现可以治疗一种疾病，或发明一种新科技来增进或毁灭人类的文明。一个人可以改变百万人的命运，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要从大处着想，绝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努力振作 完成女儿未竟心愿
“最初半年，我只要一想到她，有人一提起她，泪水就掉不停。”张纯如死后，张盈盈几乎无法做任何事。儿子张纯恺很为母亲担心，想带她去看医生；朋友们也鼓励她在各种宗教寻找心灵安慰，但张盈盈因女儿猝死而不相信医生，“我自己知道，这只是失去至亲、心灵太过悲恸，我一定能熬过去的。”
张盈盈在无法面对女儿死亡的那段时间，除了一直在“她为什么要自杀？”的问题上打转，同时也在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她安慰自己，“纯如才活了36年，是很可惜，但是她做到了那么多事，这一生活得很精采，也不枉她的人生。”张盈盈因此打起精神，投入到各种活动之中，“我总不能一直沮丧下去，纯如也不会希望看到我变成这样”。2006年，张盈盈和张绍进成立张纯如纪念基金会；举办与南京大屠杀、二战等历史相关的征文比赛；她也积极联系当地家有特殊病症孩童的互助组织，增加克利斯多福和同龄小朋友的互动机会，张盈盈低声说：“只有使自己不停的忙碌，才能让自己不去想，她(纯如)已经不在我身边。”
在征文比赛中，她看到二战老兵抒发战时的经历，或是学生们分享张纯如的书如何影响或改变他们对人生的想法，以及对张纯如早逝的哀恸，“看着这些文章，有一种很安慰的感觉”。除了继续女儿未竟的心愿，张盈盈也希望未来有时间，参与预防自杀的全国性组织活动。张盈盈说，虽然女儿是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生前坚持不让公众知道她的困境，但在纯如死后，张盈盈接受亚美心理健康联盟(Asian American Mental Health Network)的邀请，谈论心理疾病。
张盈盈表示，亚裔文化总认为有心理疾病是负面的，不愿意去谈它，但她发现，公开的面对它，以及小区组织和亲友的支持，对协助病人恢复是很基本而重要的。张盈盈说，生命消逝即不再重来，但她希望借着这本书，可以给家中有心理疾病患者的家庭成员一些帮助，她在书中表示，许多心理健康专家相信，心理治疗、信仰、家人的爱与支持，对于协助精神疾病患者恢复很重要，她希望她在书中分享走出丧女之痛的经历，也能让其它有类似经历者获得心灵上的慰藉。(罗旦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