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日，67岁的美籍华人岑娇娴在6名记者面前落落大方地摆好姿势、挺直腰板、清了清嗓子，娴熟地唱起了革命老歌《红梅赞》：
红岩上红梅开
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
旁人也许无法想到，飙着高音的岑娇娴在10年前经历了怎样的丧子之痛。2001年9月11日，岑娇娴的整个世界因为纽约世贸中心的倒下而坍塌了。她的小儿子就在世贸中心附近上班，原本可以和同事们一块儿安全撤离，但是他却为了救人而主动冲到了世贸楼下，世贸大楼一倒，他也再无音讯。当天，美国福克斯新闻5台恰好拍到了他在救人的10秒画面，很快，这个华裔英雄的名字就为纽约、美国乃至全世界所知，他的名字就叫做：曾喆。
一晃10年，当年痛失亲儿的母亲还好吗？她有没有像自己歌中所唱的那样，把过去的那寒冷刺骨的哀恸踩在脚下，像红梅一样昂首怒放、开始新的生活？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岑娇娴位于纽约的家中，与她一起怀念曾喆、回忆过去那慢慢走出伤痛的十年。
纽约有条“曾喆街”
2004年9月11日，一条以曾喆名字命名的街道在纽约华埠诞生，这是纽约市第一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一条街道。几年前，岑娇娴经过华埠时总会刻意地避开“曾喆”街，怕勾起伤心往事。但她日前告诉记者，这几年不会再避开了，反而有时候会特意绕到那儿去看一看，回忆一下自己的乖仔。
1988年1月，44岁的岑娇娴从中国广州移民到纽约，为了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她每天早出晚归，从一名手拿粉笔的小学语文老师，变成了曼哈顿唐人街制衣厂的一名女工。1995年，她的丈夫因突发性心脏病离世，幸好，她还有两个听话又能干的儿子，尤其是小儿子曾喆，就像她的贴心小棉袄一样，让她每天精疲力竭地回到飘出饭菜香味的家里时都能尝到幸福的味道。
他曾打电话给母亲和女友报平安
1998年，这个从小成绩优异、让她倍感自豪的小儿子MBA毕业了，进入了美国纽约银行，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可是2001年9月11日，岑娇娴发现，命运是既无常又残酷的。
岑娇娴在回忆中叙述了2001年9月11日的情景：那天上午，先是接到大儿子的电话说是世贸中心出事了，当时心里就是一紧，因为曾喆就在附近工作，9时40分，曾喆打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现在周围很乱，我没事，我要赶去救人。”就把电话挂了，当时他也给女友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这是他与亲人最后一次通话。
事实上，当天早上，去上班的曾喆刚出地铁站时，第一架飞机已经撞上了世贸中心，看到浓烟滚滚的大楼，曾喆直觉地就往前冲。福克斯新闻5台拍到了曾喆救人的场面，在电视画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曾喆戴着胶皮手套，正蹲在一位亚裔妇女身边实施救护，妇女仰卧地上，脸上血迹斑斑，身边是从建筑物上掉下来的砖头和撞碎的飞机残骸，救护点应该是和世贸中心紧邻的马路上。
他逆人流而上，前往世贸中心救援
随后，为了联系家人报平安，发现手机已经打不通的曾喆决定先回办公室一趟，给母亲和香港籍的女友打电话报平安。此时，纽约银行已发布通知让所有员工马上撤离，但曾喆抓起了常年放在办公室备用的急救包，逆人流而上，返回世贸中心附近参与救援。此后不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大楼，世贸中心倒塌，曾喆也失去了音讯。
当天晚上，岑娇娴望眼欲穿，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小儿子回家。第二天，岑娇娴还得强打精神到雇主家做护理工作。到了9月13日，她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辞掉了工作，开始了寻找儿子的历程。
岑娇娴在纽约广泛张贴了寻人启事；她经常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唐人街一带走来走去，期盼着奇迹的出现。直到2002年5月，岑娇娴仅有的一丝希望变成了绝望，曾喆的部分遗体在世贸遗址被发现了。
回忆起那段痛苦不堪的时期，岑娇娴心情沉重地说：“我好心痛，但他这么勇敢，我好自豪，他是纽约银行唯一在逃生后又主动参加救援的人，我觉得他向美国人证明了华人的勇气。我们从来就不是自扫门前雪，曾喆没有给华人丢脸。”
“所有人都知道他一定会去救人”
岑娇娴和大儿子一起把曾喆葬在了纽约上州的墓地里。
六七年前，她将曾喆留在家里的急救包送去世贸中心遗址附近的“世贸中心游客中心”展览，此后就从未再踏足世贸了。
每年9月11日，她都会给曾喆扫墓。但事实上，岑娇娴认为不仅仅是9月11日当天，“我们每天都在心中纪念他”。
曾喆出生于1972年9月30日，他的生日紧挨着国庆，父母就给他取了双吉字型“哲”的异体字“喆”，祈盼他聪明智慧，一生吉祥。
当记者问道“听到他冲去救人时，你有没有感到吃惊？”时，岑娇娴回答说：“没有。不光是我，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一定会去救人。他曾经在急救车队做义工，有心、有力又有技术，所以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当记者接着问：“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后悔来到美国？”时，岑娇娴沉默了好久才回答：“我在广州的表弟就曾骂过我：‘还去美国？现在人都没了！”
“我现在每天都很忙，要去唱歌、去跳舞”
曾喆遇难前的2000年7月，岑姨一家凑了几万美元的首期，买下了一套两三百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总价30多万美元。那时候，哥哥已结婚，大嫂没工作，而曾喆的年薪已经涨到了近8万美元，所以他主动提出负担每个月2600多美元的按揭还款。
英雄母亲曾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
“9·11”之后，曾家失去了经济支柱，2600美元的月供一下子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岑姨已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大儿子一家也只有他一个人有收入，自顾不暇。一家人吃饭是没问题，但是每天都会担心还不起房贷房子会被银行没收。这时，曾喆过去的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伸出了援手。几个月后，曾喆生前买的人寿保险金批了下来，才为岑姨解了燃眉之急。
岑姨感叹说，虽然曾喆是为救人而牺牲的，但为了申请政府援助，她跑了整整3个月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她和曾喆没有一起报税，根据美国法律就不算一个家庭，她就无法享受政府援助，就连美国红十字会一开始都无法帮她减轻负担。
幸好有曾喆的高中同学为她奔走，最终红十字会才愿意帮忙。直到2004年，美国政府的相关援助才到位。
曾喆离开后，岑娇娴也曾去看过心理医生，但只看了两次就没有再去了。她说：“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才能走出痛苦。”最后让她走出痛苦的力量，在于她清楚地意识到，“儿子虽然去了，但他在天上也会希望我快乐地生活下去，我也不想让亲朋好友为我担心”。
10年后的今天，岑娇娴表示，“我已经从痛苦中站起来了，也不想再多回忆不愉快的事……我不会沉浸下去，而是会快快乐乐地活下去。我现在每天都很忙，要去唱歌、去跳舞。”
独唱、合唱、舞蹈，她都有份
岑娇娴向记者透露，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2004年，她参加了一个业余合唱团；2005年，开始学习交谊舞和民族舞。现在的岑娇娴是一个老年合唱团的积极分子，经常到各个社区参加演出，独唱、合唱、舞蹈的演员表上，都会出现她的名字。
现在岑娇娴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如果参加合唱团，7时多就要出门，上午要练小组唱和二重唱，中午大合唱和分声部唱，唱完后又要参加舞蹈组练习。回到家就已经下午5时多了，吃完晚饭看看报纸，跟朋友煲煲电话粥，就差不多到睡觉时间了。”
记者手记：
带些孩子气又爱笑的岑姨
站在街头等候记者的岑姨，刚刚做完头发，穿着一条雅致的黑色连衣裙，戴一串白色珍珠项链。当同去的吕云低声问我那是不是岑姨时，我很肯定地说了一声“不是”。因为在我所找到的资料中，67岁的岑娇娴的模样都是憔悴的、伤心的、不停流泪的，而眼前的这位女士优雅端庄、看起来还不到六十岁。
这时，只见对面的女士冲我们笑了笑，慢悠悠地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随即，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她真的是岑姨，而且还带着些孩子气——她听到了我俩之间的对话，所以故意要打个电话给我证明她真的是岑娇娴。
如今的岑娇娴与以往在新闻照片里的她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人。我们认识她以后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坚强、善良、带些孩子气又爱笑的中国传统女性。说她坚强，是因为她约老友吃饭时，对方谈到曾喆忍不住潸然泪下，可是她却立即面色平静地转移了聊天话题；说她善良，是因为她对素不相识的记者非常有耐心，纽约的地铁线路就像蜘蛛网一样复杂，她不断地提醒记者应该坐哪条线、在哪个站下车、下车后怎么走；说她孩子气，是因为67岁的她对自己保持的好身材颇为自得，还告诉我们说，她的朋友总是特意嘱咐她不要到家里来，因为朋友的儿子每次见到她以后都会强烈要求母亲向“岑姨”学习、减肥。
每年9月是她最累的时候
每年的9月11日前夕，岑姨都会变得特别忙碌，因为她需要“接待”几十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今年由于是“9·11”10周年，希望采访她的媒体比往年都要多。9月3日，记者从早到晚跟随了岑娇娴整整一天，看着她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听着她不厌其烦地回答有些雷同的问题，听着她的声音从清澈变得嘶哑、疲累。
她一再强调：“其实每年纪念活动时，你们记者采访我，就是揭开我伤口，再给我撒把盐。但我想到这是你们的工作，我尽可能配合。另一个原因是，我也希望曾喆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能够发扬下去，所以，我再痛苦，也接受你们的访问。”
这一天，岑娇娴告诉我们，今天想抓紧把找她的媒体都接待了，因为明天大儿子一家就会从温哥华度假回来，而大儿子担心母亲频频接待记者太累，再加上不想多提弟弟遇难的事，一直非常反对她接受采访。(彭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