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家庭的三次融入经历：国籍不再是障碍

　　中新网8月28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结婚后，她跟随丈夫来到新加坡，开始了新移民融入的过程。她想不到的是，10年前因为丈夫被派驻上海，自己的三个孩子也得面对相同的经历。现在他们一家回返新加坡，孩子们又再次经历另一次的融入。

　　朱文(49岁)1989年嫁到新加坡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自己的三个孩子不但也将拥有相同的经历，还得面对两次：一次是10年前，新加坡丈夫陈廷兴被公司派驻上海，他们举家回到她上海“娘家”；第二次在10年后的今天，他们全家又迁回了新加坡。

　　23年前的新加坡：被误解的上海

　　原籍上海的朱文在澳大利亚念大学时，认识了新加坡人陈廷兴。他们在澳洲结婚，之后朱文随着丈夫回新。她回忆说：“当时新加坡很多地方还在建设。国民友善、朴实、有礼貌。但由于建国时间较短，国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当时感觉并不存在对中国移民的不友善，更多是一种不了解。”

　　朱文说街上的人与她聊天的时候，会夸新加坡很富裕、很好，比上海好很多；而新加坡亲友有时候也会无意间伤害她的自尊心。“上海一直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我的父母也是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老师，但是新加坡亲友会问我上海家里有没有电冰箱、电视机，看到我听西方古典乐，还说怎么我也会听这样的音乐。”

　　这些对话，让离乡背井的朱文感觉到自己和家乡在种种不解中受到委屈，觉得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及发展缺乏了基本认识。但是朱文很清楚，既然嫁到新加坡来成了新加坡人，就必须调整心态融入这里的生活。她找到了人事经理的工作。几年后，又为了照顾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放弃工作在家相夫教子。2002年，丈夫任职的船务公司决定派他到上海，于是他们带着只有2岁、5岁、10岁的孩子，举家迁回朱文老家——上海。

　　10年前的上海：需要融入的新加坡孩子

　　原本以为是两三年的外派生涯，一年一年过去了，结果待了10年。原本以为让孩子进入上海更严格、要求更高的教育体制内磨练几年，结果却用了10年时间拥抱上海的教育与文化。

　　回忆当初离开新加坡到上海生活，目前一个人在上海复旦大学念国际金融的陈家大女儿陈欢(20岁)，以及刚在一个月前回到新加坡的二女儿陈琦(15岁)，都表示不容易。陈欢通过电话，用夹杂着英语，仍带有新加坡口音的流利华语告诉记者：

　　“我在新加坡念完小四过去上海。在新加坡，我的华文是班上顶呱呱的，但在上海塘桥第一小学的第一个华文测验，满分100，我只得了7分！”

　　孩子们不仅在课业上需要适应上海的标准，在学校生活方面也要重新调适。陈琦说：“最明显是态度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上海老师上课时很严肃，实行‘铁的纪律’，新加坡老师则很和善。我回来新加坡，几次在巴士站听新加坡孩子的交谈，觉得不同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孩子很不一样，上海孩子态度刚硬，新加坡孩子语调和善，没有压迫感。”

　　和陈琦交谈，也的确发现她就像自己形容的那样，“态度强，气场大”。这个在中学考试成绩优秀，已经获得数一数二的上海复旦附中录取的女孩，目前回到新加坡等待参加10月份由教育部每年为回国新加坡学生举办的统一入学考试。

　　陈琦在上海取得优秀学业成绩，小四开始还当上班长。年幼的新加坡孩子，在上海也要懂得融入。陈琦和陈欢都说，最早她们都受到排斥。陈琦说：“开始时同学对我感到好奇，但时间久了语言成了障碍。新加坡孩子华文语句少，辞不达意，和上海同学没办法太好相处。他们会说，‘她是新加坡人，我们是上海人，不能选她做班长’。”

　　可是，陈琦很幸运地得到上海老师们的帮忙和家庭的鼓励。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她特别在华文下功夫，还找了书法老师学习书法，全方位拥抱中华文化。三年级时，上海同学生病在家，她主动上门为同学补课；班上需要做布告栏，她也主动留下来。陈琦说：“我要用行动证明，我要融入！”

　　升上四年级后，同学不再把陈琦当作是新加坡人。不仅各类班级、校际比赛由她代表，选班长、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上海同学也主动提名她；陈琦更成了上海市的小记者，“国籍不再是障碍了！”

　　今天的新加坡：需要重新融入的两地孩子

　　花了几年时间融入上海的生活，每年都回新加坡过暑假的陈廷兴一家人，发现了新加坡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有所转变。朱文说，虽然孩子是新加坡人，父母也一再强调一家人总有一天会回到新加坡，但是已经在上海环境中成长10年的孩子，难免会被看作是“新移民”，因此当他们在一次回返新加坡的飞行途中，看到报章上一些国人对新移民的看法，不禁感到忧虑。“有些国人看法偏激。我看了报纸就和女儿沟通，或许又要面对重新融入的处境。如果受到排挤，也只有像当年去到上海一样，要比本地人做得更好，才能够受到尊敬。”

　　陈琦说这次回来，到过一家补习中心做测试，却在还没测试之前，受到中心老师对中国教育水平的奚落。她感到愤愤不平，觉得自己付诸了努力和心血，在其中成长并获益良多的制度受到误解和轻视。“为什么看到来自中国的孩子就泼冷水？更何况我也是国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待遇？”

　　10年前的感受，今天再次体验，但是今天，陈琦的心情比当初更忐忑。须要等待本地的统一考试，放弃上海附中学位的选择让她坐立不安；中国教育体制下过来的中学生都必须降级一年，以适应本地的英文水平，陈琦对此深感无奈。“我是跟着上海学校一起努力成长的，掉头回来万一没有上海发展的好怎么办？上复旦附中我就是高中生了，但回来却得重新念中三。”陈琦说她看过本地中三中四的课本，除了英文以外，并没有比上海教的深。

　　陈琦的父亲陈廷兴(51岁)说，他们一家人是典型的外派家庭，曾经一度他被派往日本韩国的时候，把妻小留在新加坡。两地分隔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一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性，因此只要能够做到，他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在迁居的过程中，孩子还没有自主，感觉受伤害比较大。但是最重要的是家庭在一起共进退。”

　　他说父母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和孩子沟通，帮助他们适应这里的生活。但最后他还是希望，本地政府可以重新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是否有必要为了学习英文，让他们降级去念他们早已熟悉的科目。(周雁冰)